雖然有著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樣的「異類」，但在冷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普遍存在於西方學界和輿論界的是諸如「民主即將普世化，我們不再會有敵人」一類的樂觀看法。

　然而，9.11改變了這一切，它使得「敵人」一詞重新成為談論中心，許多關心公共事務的學者都開始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民主國家應如何對付那些敵視西方價值觀的人？

　哲學家李‧哈裏斯是他們中最為活躍的人之一，在那段時間裏，他在《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雜誌上就此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了美國輿論極大的共鳴。《文明及其敵人：歷史的下一進程》（Civilization and Its Enemies : The Next Stage of History）一書就是他這些文章的結集，可以說，該書彙集的既是他個人對此問題的思考，同時也是9.11後相當一部分美國人情緒的反映。

　在哈裏斯看來，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兩個方面存在致命的誤區。

　其一，西方國家的公眾，尤其是那些持自由主義信念的左派知識份子，一廂情願地將本拉登的基地組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看成是正常的政治組織和政權，因而在與他們打交道時總是待之以彬彬之禮，而實際上這些組織和政權卻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西方視為敵人的。

　他們在某種虛幻的意識形態的驅使下，極端地仇視西方社會的一切，不想進行對話，更不想進行任何妥協。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越是採用撫慰的方式，越是表現得軟弱，他們的敵意就越是得以膨脹。

　其二，西方社會忘記了「對敵人應施以實力」這樣一條真理。

　哈裏斯在書裏這樣寫道：我們過慣了有秩序的文明生活方式，逐漸失去原有的男子氣概和榮辱感，甚至已忘記了我們的祖輩們當年以生命的代價獲得的基本生存原則，即只有驍勇的戰士才能使我們免受暴徒之災；「敵人」一詞的真正涵義開始從我們的道德和政治辭彙中消失了，在面對「敵人」時，我們總是傾向於從自己身上尋找問題，認為如果沒能將一名「敵人」轉化為朋友，那肯定是自己做得還不夠多，因此需要不斷去改正……。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的，恐怖主義敵人對我們的仇恨完全是沒有來由的，對這種仇恨能用理性的方法解決嗎？」哈裏斯問道。

　基於此，哈裏斯堅持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民主國家應首先正視一個真正的敵人已經出現的現實，然後擯棄那種所謂寬容才是最大的美德、只要退讓就能使敵人接受其價值觀的神話，回到故往的以實力為基礎的強硬手段，對敵人以牙還牙，毫不留情地給予打擊。

　他在書裏寫道，斯巴達保衛戰、法國大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人類文明進程可以證明，文明是依賴實力——它在被某個權威正確使用的情況下——而不是別的其他因素才得以確立、保存的；而在今日的世界舞臺上，只有一個必要時候願意使用武力的美國才能起到這種權威作用，因此，為了文明的命運，美國應該站出來。

　《文明及其敵人》這一書名讓我們想起兩部經典著作：佛洛德的《文明及其不滿》（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Karl Popper，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波普爾在其書中攻擊的是文明社會裏自由主義者的那種偏執的教條主義，哈裏斯則對左派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信念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佛洛德和波普爾認為，正是自由主義者缺乏保衛威瑪共和國的意願才導致她的崩潰，同樣地，哈裏斯認為，左派知識份子對恐怖分子的姑息作法也將會造成類似的致命後果。

　哈裏斯以其對世界新形勢獨到的敏感和自信，而被許多人稱為「9.11的哲學家」。他們認為，就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冷戰之結束具有先見之明那樣，哈裏斯的論述預見並界定了下一代的衝突形式：文明世界和國際恐怖分子之間的戰爭，在這場新的戰爭中，恐怖分子完全不用西方的範疇進行思考，也拒絕遵守任何一種西方國家的準則，這是數百年以來從沒有發生過的，因此，西方應該順應時勢，接受新的思想觀念。

　我們知道，每當出現一個歷史轉捩點的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富有預見性的思想總能在關鍵時刻引導並改造人們的觀念和行為。9.11無疑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轉捩點——這幾乎已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在目前已出現的眾多針對後9.11時代的見解和主張中，何者才是真正具有指導性和預見性的哲學思想呢？哈裏斯的著作會是嗎？時間將會給出答案。（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標題為本報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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