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舊政權復辟集團挑起族群仇恨，企圖利用這種仇恨進行奪權政變的時候，他們仍厚顏地將這種分裂的責任推給台灣派政權，事實又是如何呢？一位長期觀察台灣政情的外國評論家很客觀的指出，真正的操弄者其實正是復辟集團自己；他以無知、道德真空、偏執、寡廉鮮恥等嚴厲用詞來指責這種行為。

　長期居留台灣的著名評論家艾頓，在台灣日報的專欄中指出，這次選舉充滿泛藍對其對手「以族群訴求競選」的指責，也就是煽動族群偏見以贏取選票。他說，「以族群訴求競選」的正是泛藍，一種他們精煉了50年的妖術。不管怎樣無知與道德真空，他們在這50年裡藉由挑撥台灣少數族群的恐懼大概可以獲得30％的選票。

　他說，所以我們需要一種包含少數族群的台灣人意識觀，以抵銷泛藍的恐懼策略。這就是說，少數族群要克服自己的偏執，多數族群對會強化偏執的東西要敏感，避免做出強化偏執的舉動。

　他形容泛藍，是一個有「無視人權、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巨大貪污、親中等等令人不齒的紀錄」的政治集團。

　艾頓分析，泛藍藉著暗指閩南多數族群若有機會執政，會全然為了自己族群的利益而統治台灣，使其他人淪為次等國民，泛藍就這樣寡廉鮮恥地坐收政治利益；而只有泛藍以其據稱是五族平等的大中國概念，方可阻止閩南沙文主義，不讓少數族群成為其犧牲品。這就讓他們贏得選票。

　他說，泛藍的族群策略，首先對外省人的訴求是以最簡單的語言「復仇」表述。閩南人（常被稱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認為外省人竊取他們的土地，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壓抑他們，正等待機會報仇。

　艾頓以其長期客觀的觀察指出，泛藍一直規避承認他們在政治、社會上壓抑閩南人，以及因此一壓抑而生的憤恨在某方面有其正當性。他們說逃離大陸來台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們只能這樣做別無他途，那時大家都苦，而在他們統理下台灣人終於致富，從東亞最窮的地區之一躍昇到除了日本、新加坡和香港以外最富有的。

　在泛藍卸責的思維中，「閩南人因為外省人40年來的優越以及自己在政治上被排除在外而起的憤恨，是基於對這個體制所帶給他們明顯的利益一種卑劣的忘恩負義。」因此，艾頓寫道，「你當聽過無數次外省辯解者這樣說，『看看我們為你們所做的』吧？反諷的是他們看來無能承認經濟奇蹟當然是建基在工人努力工作。台灣人為財富努力奮鬥，絕非是一個族群給另一個族群的禮物。」

　艾頓說，在1990年代末期（不單只是在2000年大選，甚至在更早之前）外省友人告訴他，何以他們不可能支持民進黨，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民進黨掌權，會取消他們的退休金。這是個針對榮民的耳語，使他們信以為真。但是，「當然民進黨掌權後並沒有這樣做，就我所知，也從未提議應該這樣做。」

　從這個事例，艾頓指出，「這件事應已顯出泛藍在在聲稱空口惡意的傳播恐慌，其實就是他們一向所做的勾當。」

　可是，他認為民進黨的做法卻替泛藍強化了這種恐慌，因為偏偏民進黨卻在此時打算取消想回去中國的榮民其退休金。結果，「只會激起外省社區、眷村等的偏見，使他們的票成為泛藍的鐵票。」

　艾頓另外指出，泛藍還挑撥閩南、客家舊有仇隙。他說，泛藍挑撥遠在日據時代之前閩南與客家即有的仇隙。再一次地，重點還是在於客家人為少數族群。這意指客家人雖然與閩南人在台灣一樣久，一旦閩南人掌控統治權，將只照顧閩南人權益，客家人會因為少數族群的地位被排除。

　他寫道，「這種心態在過去50年來被國民黨助長，國民黨敏銳地瞭解到，只要台灣獨立可以被形容成閩南人優勢，客家人沒有理由去支持。所以國民黨對有野心的客家人開門（看一下國民黨高層裡的非外省人族群，即可知曉），既可展現他們是客家人晉階的通路，也使閩南與客家的嫌隙更深。」

　對於去年秋天有關公務員語言考試的爭論，艾頓觀察入微地指出，「原來的抗議是由絕對反對任何地方化的外省立法委員煽動的。但是，知道他們以中國為中心的關懷未能廣被接納，他們就聰明地挑起客家人的抗議，讓兩大『本土』族群互鬥。」

　他說，泛藍操縱恐懼的方式因每個少數族群而異，但都以閩南沙文主義的認知為根據。民進黨主要是閩南人的政黨(以及政府)，不幸地（即使不是故意地）犯了強固這些猜疑的舉動。實在需要更加審慎。

　他強調，在台灣泛藍是族群政治的主要操縱者，許多明顯矛盾因是而起。例如，一面操縱族群恐懼，一面大聲宣稱這樣做是邪惡的罪孽。部份原因當然是為了遮掩自己的行為。但也是因為他們非常明白，如果閩南人發展出足夠的族群團結，根據族群來投票，那麼現在對泛藍有利的族群投票也會反過來對他們大不利。

　他說，泛藍的一個大諷刺是大談「新台灣人」的原則，被馬英九在1998年市長選戰用過，而連戰也說這是他做總統的四大礎石之一。「新台灣人」的概念應該確實支持台灣優先，因為不管是什麼族群，台灣是幫助他們解難的地方。新台灣人應該把台灣放在第一位，這是泛藍以其統一論者的目標無法做到的。

　艾頓對泛藍的作為很不以為然，他說，「泛藍講新台灣人，假裝向自由的烽火致敬，卻又同時提議火烽應予滅熄。」

　他分析，98％有漢血統的人之所以在台灣是因為中國不夠好，在某些方面使他們失望。台灣代表機會的諾言，在1600年代如此，對現在被遣返回去對岸的非法移民也是如此。那個諾言實現了，而且只要台灣繼續與中國分離，也將繼續實現。

　艾頓期望少數族群應該越過泛藍所培養出來與操縱出來的猜疑，而多數族群該警覺會造成隔離、分化的沙文主義態度。

　他在結論中強調，「一個新的國家意識可以建立在台灣是一艘兩千三百萬人幾世紀來逃離中國的救生筏這樣的瞭解上。大中國觀點在台灣沒有可容納之地。台灣意指反對中國，意謂逃離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