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亭頓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裡，自由化與民主化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範疇，因為自由化只能算是威權獨裁者的有限度讓步，以換取在統治正當性上繼續喘息的空間，單靠「自由化」，實質上塑造的頂多是一種具有「開明專制」色彩的新威權主義，與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仍是天差地別，而心嚮往之者，卻也不乏其人，就像在台灣的一些媒體、政客所一直念茲在茲、無比崇拜的典範──新加坡，而近來甚至走火入魔地，把經濟自由開放、政治上卻專制壓制的中國也當成崇拜的對象。

　這種尋找過度美化，甚至是「神化」典範的現象，也同樣地出現在台灣內部的政治場域上。在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上，蔣經國，毫無疑問地是威權體制的鞏固者與繼承者，即使其晚年因迫於時勢為威權體制添加自由化的成分，也不能推翻其獨裁政治領導者的角色意義。

　在進入另一個世紀的政黨輪替之後，「蔣經國」的象徵意義卻仍被在野政黨的政治論述所引用，且其中隱藏著不斷地重新定義與延伸意義之操作，在理解與詮釋持續地增殖之下，「蔣經國」竟變成了民主的、開放的；也可以是本土化的、台灣的；是檢約樸實、親民愛民的，又是繁榮富裕、希望無窮的；最後，追逐大位者還可以利用「他」的形象來標榜自己才是民主憲政的精神正統，更可以拿「他」來做「對照組」，攻擊當今執政者是黑金、貪污、腐敗。

　乍看這一現象，或許有人會用詮釋學大師Gadamer「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的概念來理解。Gadamer認為歷史並不是一個可以身處於它之外而加以客觀研究的對象，當人理解歷史時，他就實際參與了歷史，歷史是主客體的交融與統一，古與今的時間間距實際上是理解積極的和建構的可能性，意義發現的無窮過程就是通過它來實現的。

　Gadamer這種詮釋學語言的說明，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對應了上述懷舊操弄的現象，卻流於些許的概略和空泛且搔不到癢處。筆者認為，在社會學的意義上，應該可以更進一步地，找出一種能在此一現象的內在邏輯運作上，做出「圖解」的理論模式。

　社會學者J.C.Alexander曾指出，一個市民社會的文化核心，是一套二元的符碼系統，它包括了一種含有自由語詞的民主符碼系統，而它的對立面則是一種具有威權特徵語詞的非民主符碼系統，這兩種相互衝突的符碼系統的出現不是偶然，因為那些自由語詞的要素只有通過其反面的「伙伴」──專制威權論述──才能揭示出民主的意義。

　正如Alexander對市民社會的論述研究所提出的論點，由於市民社會的符碼系統具備了某種評價性的功能，所以，在決定政治過程的產出中才具有了某種程度的決定性作用。只要獲得成功的傳播，就會在資源和權力的配置上產生強烈的影響。

　從策略上看，市民符碼系統所具有的這種能力，將導致政治競爭的行為者竭力將對方塗抹上具有非民主符碼系統要素的色彩，而力圖以民主論述來保護自己，至於事實如何，歷史如何，就不重要了。筆者認為，Alexander關於市民社會文化符碼分類系統的主張，或許能給台灣當前政治論述的內部對抗及衝突，提供一個細緻完整的洞察點。

　正是有人不斷仿效「蔣經國」的形象，以為自己的政治光環做神聖性加持，也有人抬出「蔣經國」的神主牌以建構自身的政治正當性，所以，才必須製造與強化「蔣經國」與「自由民主」、「廉潔效率」與「經濟繁榮」這些印象之間的連結，進而證成現今民選執政者的乃是造成「毀憲誤國」、「黑金財團」與「失業蕭條」之罪魁禍首的虛無指責。

　在媒體論述操弄的層面上，可以看的更明顯。在此，必須先翻一下舊帳，回溯到今年年初（一月），筆者認為，選擇此一時間點的意義，不只是蔣經國過世剛滿十五週年，更重要的，是開始有媒體正式堂而皇之地，以民主國家政治家的形象素質（即Alexander所說的民主符碼系統）包裝「蔣經國」，《聯合報》在2003年1月12日的社論可以算是一個「里程碑」，從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對立的符碼系統是如何地被操作。

　《聯合報》於1月12日的社論《回憶沒有留下回憶錄的蔣經國先生》裡，試圖為威權時代政治強人的歷史定位做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翻案。其首先即開宗明義的指出，蔣經國是在台灣的歷任總統中最受「民意」肯定的一位，不是沒有道理的。

　社論中將蔣經國與台灣民主化之後的後繼政治領袖作對照比較，用以得出無論在人格、風格與境界上都今不如昔的結論。從人格特質開始，蔣經國是「質樸」、「生活簡約」；而後繼者是「競尚虛浮」、坐擁「錦衣」「美酒」「高球」「華廈」。蔣經國「對商人敬而遠之」、「官商界際分明」；而後繼者卻讓巨商富賈登堂入室、「黑金閃爍」，以上面這種人格特質的差異，把蔣經國譽為「苦行僧」；而後繼者只是個「暴發戶」。

　其次，社論又讚揚蔣經國的施政風格，始終是「以一種懺悔與反省的心情來面對國家的責任」。在「威權與民主」、「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大中國與本土」等之間的複雜操作中，「行動多、言語少」，「很少喧染自己的成就與反駁內外的怨謗」；而後繼者則「喧嘩囂鬧」、「說自己，自吹自擂；罵別人，口不擇言」。

　最後在體制層面上，社論指出，在戒嚴威權的蔣經國時代，「感受到向上提升的興旺氣勢」；但在民主憲政的後繼者時代，「卻感受到向下沈淪的衰敗氛圍」。蔣經國所操持者，大體上是一個「日趨開明的動員戡亂戒嚴體制」；但後繼者卻「假借民主之名來巧奪政權」。蔣經國是「由戒嚴走向解嚴」；後繼者則是「從民主的憧憬淪落至玩法弄權的假民主」。

　從《聯合報》的這篇社論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原來在一般民眾歷史記憶當中的威權體制獨裁者，在藉由民主符碼系統要素的重新界定之下，搖身一變成為等同如羅斯福、邱吉爾般的民主社會敘事裡的不朽政治家，而後繼的民選政治領袖在非民主符碼系統要素的污染之下，則淪為自私貪婪、專斷權謀的野心政客。

　就像Alexander所認為的，一個具持久性和連續性文化的結構，能夠在相當隨機的不同語境中，以論述的方式自我再現。這對應到當前台灣社會的政治論述當中，我們就可以瞭解，由於價值意義只能通過與自由民主論述相聯繫或者通過壓迫專制論述才能獲得。因此，在現實世界中，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行動關鍵就取決於將實際事件和人物與有關「想像的」事件和人物進行對號入座的過程。

　面對這種光怪陸離的威權政治懷舊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應該在於，一個具有自由民主社會成熟素養的公民該有什麼樣的對抗能力。筆者認為，這乃是一種必須具備的警覺性，能夠檢查分析這些公共論述的基本結構，瞭解它們的限制和謬誤，由此對政治操作手腕和媒體宣傳策略的作用做出剖析，來幫助自己擺脫媒體的操弄，並透視各種意識型態的紛擾、語言遊戲的煙幕，進而負責地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而這同時也是公民所需最重要的知識與政治的能力訓練。

　「誰怕蔣經國？」，當然是不會有人害怕那具躺在大溪頭寮「陵寢」，冷冰冰地從此長眠不醒的屍體，該害怕的是，會不會活著的人，仍想召喚那陰魂不散的威權幽靈，尋找機會借屍還魂。（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20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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