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重大選舉的前夕，許多較具爭論性公共議題的提出，通常會得到更多的聚光和矚目，這也是一個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不足為奇。雖然有些政策批判者言行前後的不一致，會讓人很難不去聯想，其是否想在有可能發生的「政黨輪替」之前，搶先向「新主子」效忠。比方說，筆者就不太能理解為何會有曾經為教改總諮議報告背書，且出身教育專業背景的人，現在卻又跳出來訴說教改的罪惡濤天，那麼這當初到底是良心的違背，還是專業能力的不足，抑或是還有什麼不欲為人知的「隱情」。

　不管如何，關於近日來吵得沸沸揚揚之教育改革成敗與否的問題，就算我們不以「政治陰謀論」角度去看事情，但對和事實不符且似是而非的說詞，卻仍是必須用嚴謹求真的態度去加以釐清。

　不論是在一個多月以前的「教育改革萬言書」，還是這幾天若干師範體系學者，都站出來大加痛批教育改革的亂象，並將其原因均歸咎於不尊重教育專業，或是說沒有讓師範體系參與。筆者想提問的是，在整個教育改革運動的過程裡，是否都是由所謂的「外行人」主導，教育專業真的缺席了嗎？

　我們先從當初行政院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來看，其中委員組成囊括了從自然科學到社會人文科學的各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共有三十一位，而出身於與教育領域有直接相關的學者代表，如教育學、師範及教育行政和心理學，約有十位（還不包括大學校長），這佔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筆者不知道批評者是認為這比例是太少了嗎？如果是，那該是多少？理由又何在？或是非數量上的問題，而是有更徹底的主張，認為教育改革工作的主導權應由師範或教育專業體系獨力承擔，非「血統純正」者不得涉入，改革才會成功。

　完全只由所謂的教育或師範專業來參與，真的就能夠徹底制止不當外力的介入嗎？在一個民主社會裡，特別是像教育這種牽涉極為廣泛的公共政策，其擬定和實施過程，一定無法避免各方利益介入交纏，重要的是應有一個公正、公開的監督機制存在。就如教科書開放審定本後，商業力量結合教育專業，造成教科書市場的寡頭壟斷，就已經提供了一個慘痛的教訓。筆者認為，究竟應由誰來參與並不是討論問題的關鍵。

　如果再從理論本質上來看教育專業的內涵，問題會更清楚。教育學的基礎理論有四個主要部分，即教育思想史、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及教育社會學，在應用實務上，主要有教育行政學和課程與教學，即使是課程與教學這一部分，教什麼和如何教這兩者之間必定是息息相關，也一定要需要其他不論是科技或是人文專業領域的協助。就是說教育此一學門的特殊屬性，即在於它是各專門領域間的跨越及整合，其持續不斷的在其他學科領域裡擷取精髓，來構建和充實自身大部分的學理內涵與實務方法，而不是只靠一個純粹叫做「教育學」的東西。

　再從這方面進一步來看，在教育改革推動的期間，國內師範及教育學界的相關學術期刊論文的發表內容，可以發現其中有很多不斷熱切地引用其他學術領域的「流行」理論，像是哲學上的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心理學的認知建構論、多元智慧論；社會學裡的階級文化再生產理論和溝通行動理論，來為教育改革的理論基礎上建立正當性。

　如果說師範或教育專業體系自認當初絲毫沒有參與，而教改是一個從理念到執行，自始至終都和自己無關的失敗，那麼，這些學術成果又算是什麼？難道只是為了奉承上意所做的敷衍工作，果是如此，教育專業、學術良知又何在？

　或許又會有人說，當初教改的領導者頂著神聖的光環，因此真正的專業只能「噤若寒蟬」。但這也不是一個可以當成卸責的好理由，教育改革從90年代中期後開始推動，強人與威權早已遠去多年，筆者實在無法去相信，當時如果同現在一般，對教改政策的弊病提出專業觀點的批判，會遭到什麼「白色恐怖」，還是「政治迫害」。

　筆者並不是否定教育有其專業性，而且筆者認為教育的專業性是兼容並蓄的。關鍵在於教育專業體系如何去看待和運用自己的專業，檢討教育專業為何有機會參與卻不能發揮作用，特別是該去認真地思考，該如何去革除內部自身所存在的「慣性服從」之準官僚文化制約。

　總之，教育專業的落實，不但是在政策實行前的未雨綢繆，也要能主動性地隨時提供修正與調整的意見，而不是等到事情搞砸了之後才跑出來，依恃「民怨可用」，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跟著大家一同指責「罪魁禍首」。（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200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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