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是針對龍應台在2003年7月10日中國時報人間咖啡館「另一種專業，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上）（中）（下）一文之駁斥。

　二十年前，龍應台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戒嚴時代燃起了所謂的「野火」。那把野火可以燃燒，是因為她點到了台灣社會的許多問題。但是，她迴避了這些問題的根源──一個威權體制。而政黨輪替後，當完官的龍應台，又開始在主流媒體上表達她的不滿與抱怨，並且自以為她再一次成為大多數沈默多數的代言人。

　但是，她的許多文章，只要有最基本的理性就可以判斷是對歷史的誤用。這是無知還是愚弄民眾？無論如何，現在的龍應台，以及她所反映出的反動論述和意識型態，成了台灣民主當前最大的問題。我們還要忍受她在主流媒體上繼續以瘋狂、偏差的言詞撒野多久？

　這是台灣人生氣的時候了。

　龍應台說：「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來沒有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過去二十年來那些為了台灣自由民主，或者為了教育改革議題走上街頭的教師都不是教師，還是他們都不斯文？五十年來沒有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

　龍應台忘了就在她以「野火集」大賺版稅的八零年代，台灣的教師、農民、漁民，勞工和所有被環境問題迫害的人民勇敢地走上街頭──而這才叫做過去四十年不曾見過的事。是這三年的抗議行動多，還是龍應台所緬懷的美好八零年代的抗議行動更多？或者她要告訴我們八零年代以前，走上街頭的人更少，不滿的人更少。所以那是真正好時代。

　龍應台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要瞞騙大眾，八零年代以前人們沒有對政府表達不滿的權利。而當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人民走上街頭表達意見是要遭受被捕、被警棍毆打的威脅時，但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往前行時，是那個年代的不滿比較強？

　龍應台說：「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

　龍應台是忘了或者不知道，在八零年代，一樣也有憤懣激進的人，「在生活的挫折下」──這個挫折是因為他感受到人民不能自由表達思想與言論，用自焚來悲壯地向體制抗議。

　龍應台說：「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如果五十年來龍應台沒有見過執政者的清晰面目，那麼在過去我們可以不怪她，因為台灣人民沒有機會、沒有足夠的資訊看清楚統治者的面目。如果現在她還是看不清楚，那麼龍應台應該學著對歷史保持起碼的謙虛，多讀點書，看看許多政治社會歷史學研究所揭露過去五十年執政者的清晰面目。那麼她會發現，「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的確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但是人民並沒有看不見。」他們可以感受到白色恐怖的氣氛，可以認知到司法和政治權力的腐敗。

　如果「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那麼不是因為現在的人物比較醜陋，而是現在我們才有徹底的機會看見。這是民主的可貴。

　龍應台說：「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

　所有的問題可以被龍應台簡化、扭曲、蔑視事實。是所有的經濟議題都變成政治議題嗎？這是簡化事實。更何況，政府何時稱台商為台奸──這是扭曲？再稍微深思熟慮一點，如果龍應台想談的是台灣投資大陸的問題，這難道純粹只是經濟議題嗎？

　台灣不能加入WHO難道不是被打壓嗎？為什麼龍應台說的是「WHO聯合全世界」──台灣政府可沒這樣說。官方說法是「中國打壓台灣不讓台灣加入WHO」──這不是正是事實嗎？──這是龍應台扭曲及蔑視事實。

　當是否要建核四成為兩種價值的衝突時，不是該讓民主機制──政治的本質正是價值的分配與抉擇──來解決嗎？

　龍應台說：「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

　這句話之離譜，已經不用反駁了，並且充分顯示龍應台對新政府的妖魔化。

　龍應台說：「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

　如果這樣的情況真的這三年出現的話，我們也不能理解為何龍應台沒有看到三年之前的舊政權，尤其是她所尊崇的蔣政權，從來心中無憲，更是完全沒有不在乎民主程序。

　龍應台說：「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文化人看到總統一定要起立。更不要說，她指涉的文化人是不是指代表某種立場的文化人。如果龍應台認為文化人是否起立代表他們對總統的認可與否的話，那麼如果這同一批文化人對壓制創作和言論自由的蔣家父子會起立的話，我們只能說這些文化連一點對思想與文化的尊重都沒有。

　龍應台說：「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

　龍應台說：「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這是龍應台文章的本質了──美化八零年代及更早的威權年代，而民主化以後的九零年代至今則是一切醜惡的象徵。如果龍應台認為現在，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時，那她應該自問的是，為何這些人有「仇恨」──多可怕的字眼？是什麼樣的壓迫與不滿造成這些仇恨？這些過去的壓迫解決沒？

　對於後面這個問題，龍應台一定會說，本省人都作總統了，當然不應該再有歷史的舊恨，應該走出歷史。可是，光是本文的意識型態，我們就可以知道，龍應台，以及台灣主流社會對歷史反省的淺薄。他們可以遺忘過去的不義與壓迫，他們可以對民主揭示出的政治現實──例如讓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的真面目──毫無信心。

　我們不是要為這三年執政黨的政績辯護──我們當然同意民進黨政府「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並且背棄曾經擁有過的一點理想。我們也非常不滿。但是，這是因為我們對政治有更高的價值期許。

　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是有人要回頭緬懷、盲目地美化威權時代。是有人操弄歷史、玩弄文字來為威權時代的權力集團辯護，忽視台灣人民辛苦爭取來的民主。

　品質更好的民主不是一蹴可幾的。台灣的政黨輪替不但考驗著朝野政黨是否能扮演好他們的新角色，也考驗著台灣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如果只是因為新執政黨從未有執政經驗──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的政績不好，就對民主失去信心，就失去了清明的理性，開始懷念威權時代，那麼這才是真正台灣人的悲哀吧。

(20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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