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也支持台灣本位、台灣優先的朋友，尤其是二、三十歲這一輩的，對於二二八事件，其實並沒有充分而完整的認識，所以很容易就被出現在媒體上的矯情政客的輕描淡寫如：『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那是族群衝突』給洗腦；如果過去的就該趕快讓它過去，不該再被提起，為什麼每年馬英九都要紀念「七七事變」，甚至選擇在媒體前落淚！二二八這個史實被統治者從教科書裡刻意遺漏，本身就是一件很弔詭的事，因為它的影響，讓台灣人對政治從彼時噤口，咸信這讓台灣的民主化、國際化整整慢了半個世紀。

　發生二二八事件前一天的《民報》社論，預言似的寫道：最近物價高漲，經濟震盪，人民困苦，朝不保夕，……這個趨勢走到極端，便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動亂。真是不幸而言中！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中年寡婦林江邁苦苦哀求查緝員勿全數沒收香菸之際，查緝員竟以槍托重擊林婦至昏厥倒地，一旁群情激憤，有人怒斥，有人擲石，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擊斃了市民陳文溪；隔天許多民眾至行政長官公署前請願示威，想不到，公署陽台上的憲兵竟以機關槍掃射群眾，死傷數十人。

　三月五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特務一面之詞，不理會外國大使勸告，貿然決定派兵來台，由劉雨卿所率領的第二十一師，就在此日接獲命令，準備出發開往台灣；三月八日傍晚抵達基隆，碼頭工人莫名其妙的遭到突如其來的掃射，三月九日，二十一師進入台北，在各地展開鎮壓與屠殺，三月二十日，長官公署開始在全島各地展開「清鄉」，過程中，以連坐法的威脅，要求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於是各地不斷有人被捕槍斃。

　最可怕的，無非是那些一心只想調停衝突，從未參加任何暴動的社會精英（這些就是國民黨口中的惡人），包括各地的政界、文化界、醫師、律師公會的領袖級人物，也在這個時段遭濫殺，如畫家陳澄波、花蓮縣議長張七郎醫師父子三人、基隆市議長郭守義醫師、嘉義市副議長潘木枝醫師、台南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醫師、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施江南博士、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醫師、台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李瑞漢先生等。

　醫界先輩杜聰明，文筆一向含蓄，但在他的回憶錄裡，有這麼一段文字：『某夜聽陳儀長官自電台放送訓詞，公務人員應該認真為民服務，不要「揩油」，筆者不了解「揩油」字句，有異樣感覺。』由此可見，島嶼的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們潛在的文化衝突，已日漸醞釀；日人治台五十年對台灣人當然是極不公平（如教育、醫療資源與日人相較未能對等分享），但五十年下來訓練出來的大多數台灣人卻是守法、誠實的。

　再作一項思考，日人治台五十年，阿公那一輩台語仍算流利；港人被英國統治百餘年，粵語依然聒聒叫（港片男人四十裡的年輕國文老師流利的以粵語朗讀唐詩宋詞那一幕讓我相當震驚）；反觀國民黨統治五十年的歧視母語政策，讓台灣島上的諸母語幾乎消失殆盡（幸近年台灣文學、台灣語文成了顯學而有起死回生之貌）。

　真正導致228事件的：是文化的衝突，當時的台灣百姓相較於中國百姓，是較守規矩的、愛乾淨的、進步的、能力較優的；這不是我說了算，姑引一段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十五天的天津大公報內容：『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我們應該珍貴與愛護台灣人民的純真潔白，一切老大與污穢的毛病，不要傳染過去。』

　丘逢甲是人盡皆知的人物，他的兒子丘念台曾在中國對日抗戰擔任少將參議一職，並於一九五七年起，連任四屆國民黨中常委，發生二二八事變時，丘氏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丘氏在《檢討過去希望將來》一文中對二二八有感而發：我想政府對人民，應該像父母對小孩一樣，小孩不聽話，打破玻璃窗，父母把小孩打了一兩巴掌就算了，斷不必說他是忤逆不孝，務必把手指斬去，……弄到小孩常痴呆……，（中國）官吏軍警濫用親日、親美、託治、獨立、共黨、叛亂等罪名來加台人，這未免太污辱台灣人，太污辱國家了。

　他把政府跟人民比作父母兒子固然不妥，但從他的用詞，不難嗅出當時統治階級對群眾及調停事件的諸地方士紳的殘酷手段。

　行文至此，心情異常沉重，想起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女士曾對葉博文先生口出：『你們今年要怎麼「慶祝」二二八』，又想起二二八紀念館居然被一個老特務（真是個老當益壯的傢伙，日前才又在電視上出現，以一種頻率極高的破格聲高喊要打倒陳水扁）所屬的組織在經營，我想對關心台灣前途的年輕人說，我們責任未了，真的還有很多路要走。（200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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