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之事蹟在國民黨惡鬥李登輝、陳水扁的今天，被拿出來渲染，進而要蛻變成選戰的資產。 

　一九七○年代，蔣經國的特務勢力在國民黨內建立幾乎絕對化的領導權，「太子派」在「國民黨」中央委員與中常委中佔有優越地位；調查局、警備總部、警務處頭頭，無一不是蔣經國系人馬。在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長時，「蔣部長」威勢直衝副總統。嚴家淦當總統時代，行政院「蔣院長」臨時有事與嚴總統相商，嚴總統立即表示：我正好有空，我到行政院這邊來。 

　在蔣經國輕聲言動即會關係國家民命的時代，台灣政治並不是擁有實質的清明。當時筆者在國中擔任教學組長，有一位老師一節五十分鐘時常遲到、早退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筆者跑到校長室要求一定要向教育局簽辦，當時校長提出兩項特殊狀況：第一、該名教師曾私下向校長亮出「警總」身分，要求調閱全校考卷。第二、校長指著他的座椅，這個位子是花四十萬元才買到的，而當時筆者的月薪大約兩千四百元。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用心努力之前，台灣的立委、監委、國代，有一任至死的萬年不變特權，此批統治貴族依法烘托另一批長期掌權的行政權貴，大多數人民只有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中，淒苦夢迴二二八的無邊噩夢。 

　直至一九七二年底，蔣經國才恩賜宣佈立委等中央民代的「增補選」，才使擁有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立委驟升至四十人，但也只有全體立委四一九人中的十分之一不到。 

　其中能夠代表台灣人民心聲的黨外四位立委之一的候選人康寧祥，在一個選戰的淒風苦雨，氣象陰寒、政象苦冷的寒夜，老康沙啞的、低沈悲情的訴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我的努力，可以看到有一天台灣人也可以競選總統。當時許多台灣的大學生，是噙著眼淚在台北龍山寺的夜雨中，淚水和雨水與康先生交融著歷史的血脈，而台灣今天的年輕一代那裡想像得到，總統即是「蔣總統」。「蔣總統」豈可競選！ 

　康寧祥推崇蔣經國為李光耀能用HOLO語與路邊檳榔攤的歐巴桑交談，但身為台灣的領導者反而不能，蔣經國為此難過了一個多星期。身世歷經險惡的蔣經國，為了不能使用台灣母語與國民交談，蔣經國的「難過」到底是出自內心的悃誠，還是政治權術的運用，恐有商酌的餘地，否則為何在蔣經國聲勢崇隆的一九八五年，當台灣母語萎謝、凋零困頓之際，蔣經國手下的教育部為何仍將「語文法草案」送審，其中規定二人以上的場合，不得用台灣「方言」交談，違規二次即處以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連續違反則連續處罰。 

　如此苛暴政策，蔣經國是否已成傀儡，並長期掩面痛哭於私室，否則何至於此？ 

　「蔣經國的真面目」到今天仍是一個不解之謎。在大獨裁者蔣介石日薄西山之日，蔣經國呈現於媒體者，乃是殷殷感念父親之偉大與劬勞，其孺慕之情，在在顯示其思親與報國的父子一心一體，然而曾經收錄於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與刊載於紐約時報的「蔣經國給他母親的公開信」中，蔣經國在一九三五年厲責蔣介石，詈罵「我對我的父親不但不感到敬愛，反而感到羞恥，還覺得應該把他殺死才對」。 

　蔣經國陰、陽二相的兩面性，在蔣經國史中，處處可見，其不解之謎有待歷史學家長期的史料蒐集與歷史詮釋的沈澱，合理而善待蔣經國的做法，乃是將他歸諸歷史，以史鏡的洞察與燭照，還其本來面目。 

　豈料以連戰為首的國民黨在擾攘台灣長達二年半之後，仍然企圖政治復活蔣經國，並援引作為政治資源。我們不必否認蔣經國在台灣的二十世紀史上有其正向意義，但是作為一個「開明專制」的政治領袖，蔣經國的民主觀念連十八世紀的歐洲君王都遠遠不及。 

　一七五○年代前後的德國普魯士菲特烈大帝，計劃在其波茨坦宮後方建一御花園，然東南角有一祖傳之破舊磨坊，菲特烈大帝派人前往交涉收買，屋主老頭以祖傳為由，堅持不賣，菲特烈大帝派人將之帶入，幾經曉諭仍不屈從，菲特烈大帝不耐揚言：「你若不賣，我就強佔！」老頭抗辯：「你強佔，我就到法院告你！」結果大帝感動屈服。 

　然而白雅燦建議蔣家公佈財產，旋即被送往人人心驚的火燒島，小事如此，大事更不足論。國民黨戒嚴歷史有許多難以見人的醜惡，連戰不知反省、負歉，反而再四揄揚，其要將台灣帶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用心，台灣人民若不知警惕，只有等待另一次悲劇的來臨！（鄭正煜╱台灣南社執行長）(2003.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