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大肆炒作的東西一向缺乏興趣，對張藝謀更無興趣，這個人從沒能給過我哪怕一點點驚喜或震撼。

　因此，我對《英雄》一點熱情都沒有，當網上罵聲鋪天蓋地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對張的揣測又一次應驗了。我沒有任何失望，有什麼可失望的呢？這個人還能拍出什麼好東西出來嗎？

　然而，我終於還是看了《英雄》，又是朋友的盛情要挾，他是一個張迷，我看過的張的片子幾乎全是他強行提供的。而且全都是千辛萬苦弄來的盜版，盛情難卻，就當是消遣吧。可是，這一次我卻一點消遣的感覺都沒有，我感覺吃了一隻蒼蠅，難受之至。我向來是不擅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的，但每次又都證明，我還是過於天真了，我似乎永遠都想像不到那些總是以精英自居的中國人究竟有多麼無恥與下賤。

　的確，這一次張玩得太過火，他居然玩出了原形，他居然把電影當成了純粹的宣傳工具，迎合的對象自然是不勞而獲為富不仁而又炙手可熱的權貴階層及其意識形態保護傘。

　看完電影，我很久不舒服，我的眼前時常浮現出影碟上的一行字幕，說來好笑，不是任何一句台詞，而是片頭上的一行大字：中國正宗盜版公司。這一行文字使我意識到中國人的智慧實在非同尋常——很搞笑是吧，但它卻又一針見血的給我們偉大的張大導演定了位：張大師的的確確乃一正宗盜版公司，回顧他拍的那些濫片，竟無一不是用電演語言複製當時流行的思想文化潮流或主流意識形態以迎合所謂的思想精英或權貴階層及統治者。時代流行什麼，他就盜版什麼；權貴們需要什麼，他就複製什麼；而時代當然是偉光正的時代；張大師可真是與時俱進啊！ 

—、《老井》、《紅高梁》

　《老井》與《紅高梁》的時代屬於文化尋根思潮席捲大江南北的時代。不能說尋根文化思潮在80年代中晚期不具備進步的思想文化意義。然而，這樣的進步意義是要大打折扣的，他有一點類似於新月詩派之於國民黨的關係：小罵大幫忙。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尋根返祖的潮流可說比比皆是，幾乎每一個動亂年代之後都會興起這樣的尋根思潮。

　這些尋根思潮從根本上說要麼為統治者尋找其統治的合法性新依據；要麼為統治者前段時期的荒唐統治尋找有力的借口；要麼為處於惶恐中的知識精英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緩解精神危機，實質上仍是為逃避自己的良知與責任尋找心安理得的理由。可以說：中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尋根熱情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國每一急須變革的時代保守力量強大之極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說：五千年治亂循環的歷史也是奴隸或奴才們尋根與尊根交替的歷史。

　是以，中國任一時代的改革幾乎都以一種奇怪的形態告終：往往是改革的外殼，而整合改革後思想文化與政治倫理秩序的依舊只是傳統文化。只不過每一時代的這股傳統文化整合力量或有不同。比如孔子企圖用以整合他那一時代的文化力量是周禮，漢初是黃老之道，漢武帝時代是儒術。這些傳統文化對每一時代崩潰分裂的社會文化政治倫理秩序的整合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問題是，中國的思想家們從沒能想過中國文化之根究竟是什麼——當然，每一種文化學說都有自己的道，但這種道是不是終極似乎不言自明，無須追問。

　這根應否批評也從沒人想過。往往是這一時代需要此種文化整合力量就將此奉為圭臬，那一時代需要彼種文化整合力量也將彼奉為圭臬，結果總是那幾種文化思想在互相攻訐，其勢力因時代不同而此消彼長。思想家們從沒有想過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對這些傳統文化作整體的審視，更沒有想過這些傳統文化其所謂的終極之道在現實層面與勢的關系究竟是誰占上風。是以，每一時代的變革其結果都是這些根緩解甚至消除了專制皇權與獨裁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從而無一不為統治者所接受甚至恩寵有加。 

　80年代中後期的思想文化尋根思潮依舊循此老路。當中國的思想文化精英們把眼光投向遠古投向民間時，無論他們是服膺還是批評，其實都緩解了黨國統治的合法性危機，為黨國的糟糕統治尋找到了有力的藉口。

　傳統文化禍國殃民嗎？是啊，如此流毒深遠的傳統文化的確禍國殃民，幸而有我黨的英明領導，否則，十年動亂怎能及時制止！國民深具劣根性嗎？是啊，如此可怕的國民劣根性，十年之間陰謀陽謀出賣虐殺……怎能避免呢？還好，有本黨力挽狂瀾，否則，不知會到什麼地步！你歌頌傳統文化嗎？那好，我們就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們要穩定壓倒一切，我們要以德治國！尋根就這樣事與願違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不僅客觀上變成了為專制與獨裁辯護，甚而還加大了專制與獨裁的力度。

　可見，尋根的積極意義實在要理性估價。比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玄學的盛行實質就是當時知識分子逃避自身責任無視司馬氏政權高壓專制統治而形成的時代風潮。這一股時代風潮對司馬氏的非法統治并無任何反撥作用，甚而相反。

　與此類同，興起於80年代的尋根思潮尤其是隨後的國學熱實際上迎合取悅了統治者，成為統治者掩飾歷史膿瘡實行專制獨裁的最有力的支持。

　張藝謀無疑是深知此點的，在《老井》中，他深挖狠批中國傳統文化，塑造了愚昧落後頑固保守的中國形象與各種劣根性怵目驚心的中國國民形象。這樣的形象既博得了深刻嚴肅的美譽，又取悅了知識精英，更迎合了專制當局，當真是一箭多雕，厲害之至。

　到了《紅高梁》，他又出爾反爾，同樣是塑造農村人的形象，這一次卻變成了充滿狂野生命力並能為中國人的劣弱注入雄性激素的英雄形象，沒有人注意到他在這兩部片子中的自相矛盾，他依舊戰績輝煌，一箭多雕。 

二、《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

　90年代，人性是中國思想文化界最為關心的問題，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先鋒文化人。在人性的旗幟下，他們肆無忌憚的釋放著下半身，並美其名曰：人的徹底回歸與解放。毫無疑問，由於文化的政治的倫理的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人之人性的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遭受著巨大的禁錮、有著巨大的扭曲。

　所以，在80年代人的回歸之後，90年代人性的徹底開放，成為了中國社會又一顯著景觀，其進步意義自是有目共睹，然而，當中國人狹隘的將人性的回歸與解放純粹理解成性的開放時，我們能不能說，人性同樣遭受著深重的禁錮與壓抑呢？沒有人這樣想，他們盡情的為下半身的赤裸歡呼著。

　張藝謀又一次抓住了這股熱潮，在這兩片中，他不僅拍性，而且還拍亂倫、拍爭風吃醋，與其說他是在批判性的異化與人的淪落，不如說他是以其為佐料，以迎合人們窺視的欲望、狂亂的夢想。他又成功了。一般人當然喜歡看，誰不喜歡看性呢？知識分子更喜歡看，他本來就是拍給這些人看的，目的當然是獲取其認同，甚而成為他們之中的精英——後來不是有作家專門研究張的嗜好去寫小說以期一朝入張眼，身價便倍增嗎？而這一切對統治者來說，不也是一種變相的歌頌嗎？影片的20、30年代背景之設置實在是獨具機心——對比之下，黨的英明偉大不正蘊含其中嗎？

三、《秋菊打官司》、《活著》、《一個都不能少》

　如果說此前階段的張藝謀以批判起家，通過批判成就了其在國人心目中尤其是那些他其實打心眼裡瞧不起的精英們心目中廉價的大師地位，也讓當局比較滿意，那麼從《秋菊打官司》起，他便開始了公開的歌頌。張藝謀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此前，他所做的一切為他贏得了精英甚至大師的殊榮，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視，然而批判畢竟是戴著鐐銬跳舞，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拍錯馬屁，那麼多年處心積慮建立起來的基業就有可能毀於一旦。

　如今，他對精英們的利用達到了目的，他沒必要再把他精力耗在他們身上了，而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此前的批判如果有文人深文周納，給他一個罪名也是現成的，這麼多年看各方眼色行事實也夠累的，那兒比得上歌頌來得乾脆。那些所謂的精英其實也都是一些名利之徒，如果有了尚方寶劍，再給他們一點顏色，他們還不屁顛屁顛的！於是就有了歌頌階段的創作。 

　《秋菊打官司》直接配合了當時黨國對中國式法制建設的號召，其對黨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歌頌如願以償的為他贏得了當局的讚賞。然而，緊接著的《活著》卻使張大師遭遇了出道以來最大的滑鐵盧。

　這其實是一個天大的冤枉。《活著》遭遇封殺一定是張大師萬萬沒有想到的，要知道張大師為黨國真是用心良苦啊。拍《活著》的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矛盾正日益尖銳，官僚資本主義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資產，農民基本全部破產，下崗工人遍布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敵對情緒與日俱增，苦難……苦難……觸目驚心的苦難，中國其實成了一個隨時可以爆炸的火藥桶。憂黨憂國的張大師急啊，於是便有了《活著》。

　這部電影取材於另一個正在走向墮落的先鋒作家余華的同名作品，和原作一樣，電影塑造了一個在無窮無盡的苦難中逆來順受安分守已樂天知命的奴隸形象。毫無疑問，張拍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苦難中的人們漠視並遺忘苦難，平和沖淡與世無爭與世無怨的活著。這部片子其實宣揚的是徹頭徹尾的奴隸甚至是奴才哲學。張大師當然希望這樣的哲學能使苦難深重的人們徹底消泯內心深處的絕望與怒火，像虫子一樣活著。只有人們像虫子般活著，黨國的江山才能穩如磐石，張大師也才能永遠做他的社會精英！

　然而，張大師這一次的一腔苦心卻被當成了驢肝肺，張大師冤啊。那麼張大師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不然，也不至於拍錯了馬屁。張大師錯就錯在原搬了小說中的時間跨度，那是小說啊，電影是視覺形象，一旦公映，可是要入全國人民之眼的，而電演裡涉及到了太多的偉光正時代，那不是不僅沒法讓人們忘記現實的苦難，反而還要人們也記起往日的苦難嗎？更何況這苦難又與我黨有關呢？真是大師千慮必有一失啊！

　挨了一悶棍的張大師為了將功贖罪，表達赤誠，立刻拍了《一個都不能少》，歌頌黨的人道主義歌頌黨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歌頌黨的英明政策歌頌社會主義優越性。黨看他態度還算可以，就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拍申奧片。大師自是施出了渾身解數，好在申奧也成功了。張大師自是功不可沒！ 

　危機總算過去了，但張其實心有餘悸，他一直都在想著怎樣成為黨國要人，這一段時間，李安的《臥虎藏龍》給了他深刻的啟示——其實，張的電影從來就沒有什麼獨創，他的每一部片子後面都有一個或數個國內外其他名導演的影子，這一點幾乎和中國80年代後成名的作家一個德性！這一次，他要讓偉光正夢中都笑出聲來。

　《英雄》於是出世了。 

四、《英雄》 

　關於《英雄》，我其實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大家有目共睹。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治宣傳片，有點類似於希特勒的御用電影人所拍的片子。他給暴君安上了英雄的王冠，他毫不隱諱的叫囂著天下一統的專制王權思想，他給暴力給殘殺給血流成河給屍骨如山尋找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和平。 

　張大師果然厲害，他這一招既歌頌了偉光正的基本政治體制又支持了其現行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而且還為他們的所有恐怖與暴力行為找到了合理合法天經地義的理由。張大師是如此急於表白忠誠，他甚至取消了故事情節——他不能不這樣做啊，因為只要有情節就有可能產生歧義，張大師怕呀，再說，拍申奧片多風光啊，那可不是誰都能拍的，他還沒從那種純粹的宣傳激情與君恩深重的感懷之心中走出來哩！可憐了幾個好演員，他們被張大師當成了邀功請賞的工具。不獨如此，張大師還似乎在拍旅遊風景區的廣告，以為黨國的繁榮盛世招徠更多的游客。——實在厲害！ 

　夠了，不用多說了，回顧張大師的導演史，我們可以說，他從一個所謂的先鋒導演變成一個赤裸裸的御用電影[閹？]人，一點都不偶然。因為他骨子裡從來就是一個無恥的奴才，從來就是以民眾以知識精英以流行文化思潮作為工具以取媚邀寵於當局。也正是因此，他其實是這20年來，中國流行文化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最盡職盡責的複製者。

　張藝謀不過是我的一個個案研究而已，類似於張藝謀的文化人還不知有多少。 

　嗚呼哀哉！(2003.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