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高雄市議會正副議長賄選案，檢調機關日前展開司法史上罕見的大規模同步搜索行動，搜索目標幾乎擴及所有黨派。由於民心望治，民氣可用，政治力量不敢掣肘，一時頗有查到即使議會停擺，也要查到底的趨勢。

　有論者悲觀到極點，認為連直轄市議會都幾近淪陷，更基層的民意機關恐怕更是肉腐蟲生，不堪聞問，所謂「黑金治鄉」，實不足為奇。筆者個人則認為，站在永續民主價值的立場，這實在是一個可以用來開啟地方民主重建的「機會之窗」，它讓我們終於有了一次正視地方民主真實困境的機會，共同省思地方民主的下一步應該如何？是重建、翻新？還是全盤廢棄？

　學理上，依垂直分權原則派生出來的地方民主（或地方自治），除了本來的防免中央獨大的意義外，它還兼具貫徹「就近生活照顧」的社會國原則，以及維繫「直接政治信任」的「面對面民主」（face-to-face democracy）機能。

　頗多學者的實徵研究指出，在媒體政治與資訊社會興起之後，公民多半只專注在全國性政治與政策問題，反而不太關注地方政治事務，這可以由各國地方選舉投票率明顯低於全國性選舉投票率的趨勢，以及全國性議題主導地方選舉結果，得到佐證。他們因此得出一個地方政治是「次政治（sub-politics）」的初步看法，並認為地方民主給了公民更大的參與責任，卻經常產出了更低的政策品質。這是當代地方民主的弔詭所在！

　長期以來，台灣的地方政治向來被當做全國性政治動員的末梢神經系統，提供地方派系爭逐特別利益的溫床，充其量只是附屬於中央政治的「次政治」。地方民主的相關議題、配套充實方案，很少被投以應有的關注。

　就此事件，大眾應該認知，在任何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自我負責是參與公共治理的前提要件。自我負責的公民是重建地方民主的當然主體，也是議會改造的政策關係人，負有責無旁貸的參與及決定義務，不能置身事外。市議員既然是依公民信任所委任的政治代理人，公民當然有權隨時撤回信任，終結委任，展現公民才是議會與政府最後主人的意志。

　政黨及政治領袖所擔負的，毋寧是更加具體而直接的政治責任。在政黨國家中，政黨與政治領袖是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中介、整合機構，政黨與政治領袖是否堅持願景、貫徹使命？或者耽於權力競逐、利益輸送？率皆影響政局整體走向良窳。

　最後，筆者呼籲，本案涉嫌犯罪部分，當然要依法治國原則，查明、澄清真相。但更加深層的，毋寧還是藉這個「機會之窗」，開啟「如何重建地方民主？」的根本課題，擺脫地方政治被視為「次政治」的宿命。也許，這就是台灣地方民主發展史的分水嶺。（吳英明╱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