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藍

　台灣在步入民主時代後，也學起先進國家辦起民調，但在多次選舉經驗後，許多人對民調仍是一知半解，對民調的諸多現象也有許多的疑問，更別提實際開票結果和民調有著很大的出入[註一]。到底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民調？這是台灣在邁向成熟民主的進程中，必須深入思考的課題。 

　民調主要是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一小部份人士(約占總數的1%左右)進行訪談。然後以相對比例，計算出整個群體對一個政治主題的看法。這種民調方法的成敗，與抽樣方式以及採樣的件數都有很大的關係。雖說採樣越多民調越準，但越多的採樣，也意謂著民調的成本相對提高。所以執行民調的單位，往往必須在準確性和經濟方面找到一個平衡點。

　關於民調，筆者認為有三個假設必須釐清：所抽樣的人士是否能代表各個不同階層和條件成員、問卷的設計是否能忠實反映所欲調查的事務、以及受訪者是否說實話。

　民調在台灣和一般民主先進國家相比，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先進國家，民調已行之有年。在多次調查後，民調機構已建立完整的背景資料庫，在民調的抽樣取向上，也能包含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另外政府單位也有很完善的人口資料統計，可幫助取樣的選擇。在台灣，取樣的準確性一直被質疑，這是因為台灣主要還是以電話的隨機取樣進行訪問。此種做法存有很大的爭議，首先，台灣的電話普及率並不如歐美先進國家。其次，在歐美先進國家，其電話號碼所代表地區的範圍也比台灣來得小。在台灣，同一地區居民的背景差異也比歐美國家來得複雜，上述原因都會影響民調的準確性。

　問卷的設計和進行訪談的方式，也是影響民調準確性的要素。類似的問題通常不會發生在民主先進國家，主要是這些國家已有多年執行民調的經驗，進行調查的單位也沒有特定的立場。反觀台灣，有時問卷的設計，會誘導受訪者朝設計人自己想要的結果回答，因而使得民調失準；或會有聽不懂北京話的人，因為無法回答只會說北京話訪問人的問題，以致產生錯誤的結果。在持特定立場的單位執行民調時，上述情況最常發生。

　在台灣，受訪者是否真心回答問卷也是一大問題。由於戒嚴時期對民主思想的壓制，使得台灣比較老一輩的人均傾向說支持執政黨的結果。但在投票時仍依自己的想法投票，還有部份人士對民調持負面的想法，或在訪問過程中和執行單位起言語衝突、甚至於不合作，這些情形都會使民調的準確度下降[註二]。

　在解讀民調方面，台灣和歐美也有很大的不同。以政見來說，歐美國家的民調是測試政策反應的工具。在施行政策時，民調亦可做為顯示民意的工具，可說比較主動。觀察台灣的政治人物，反而是依民調的結果，附和民調做反應。

　基本上，筆者依然對民調持正面的看法，畢竟民調只是一個統計工具。在抽樣方式和調查結果的解釋上，如果執行單位不能客觀的進行，其所導出的結果是無效的。若是民調的採樣不能接受公評，其結果更不能輕信。總之，目前台灣的民調仍有諸多亂象，其準確度之低，只能給大家當參考而已，千萬不能太相信。

　【註一】：根據網友LKK提供的資料，1994年陳定南競選省長時，民調最高只有17%，實際得票率則為38.7%。又如高雄市長選戰，選前的民調顯示：38%的選民支持吳敦義，29%擁護謝長廷。實際開票結果，謝長廷獲48.7%選票，吳敦義則得到48.1%。再看雲林縣長補選，多份民調均指林中禮領先，前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更宣稱中央政策會的民調顯示張正雄已衝到第一名。開票結果，無黨籍的張榮味當選縣長，張正雄則敬陪末座。

　【註二】：如台灣民調的無效問卷比例偏高便是一例，經常有30%至40%的受訪民眾拒答。例如十一月二十四日執行的民調，樣本規模九百七十六人，拒訪者竟達五百九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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