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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擷取自胡長松著《槍聲》新版序中的〈二二八文學裡的轉型正義〉章節。
該書新版由前衛出版社於2025年12月發行，作者在序中說明：
「《槍聲》裡面的篇章於二○○二年開始寫作，陸續發表後，我也對當前台灣的二二八文學做過一些基本的觀察，也和各界的專家有過多場的請教和討論，並在二○一四年發表論文〈台語二二八文學裡的台灣人面貌〉，一轉眼，距離這篇論文的發表也有十年過去了。回首《槍聲》初版至今，我對二二八及二二八文學的看法，大致就在這篇論文裡，並無時效問題，因此，我就將此論文的核心 點摘寫修訂，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國人如何面對、理解並從該事件記取教訓，是當前政治、社會、歷史、文學、文化、法律、語言等各面向的重大課題，其中的文學面向和近代西方轉型正義價值所強調的「公布真相」、「保存記憶」等行動緊密相關。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簡而言之，通常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的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犯罪行為，並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此外，亦考慮「制度性犯罪」的價值判斷與法律評價，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歐洲轉型正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遭遇過納粹政權的德國，旅德歷史學者胡昌智描述：「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漢堡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兩次〈國防軍展〉（Wehrmachtausstellung），第一次自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由二○○一年到二○○四年。展覽由聯邦文化部長揭幕，在全國三十四個城市博物館展出，展出國防軍——德國的國軍——在二戰中對俄國的罪行，以及國防軍如何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兩次的四年展都各有將近一百萬人次的參觀者。展覽在各城市引起激烈的爭議，反對者，包括全國性的軍人協會、右派組織、被驅離故鄉人協會、部份軍事史家都發表抗議文字及遊行。但是，社會大眾能夠、也願意接受這些有損國防軍清白形象的歷史事實。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從〈國防軍展〉的事件看來，它似乎是沒有底線的。」【註1】
奥地利的例子亦可供參考。東尼•賈德在《歐洲戰後六十年》中，針對戰後奧地利的轉型正義作法有如下描述：「奥地利要恢復正常生活，得先讓當地法西斯份子和納粹合作者受到懲罰。在這個不到七百萬人口的國家裡，曾有七十萬納粹黨員......戰時有一百二十萬奧地利人在德軍服役。在納粹黨衛軍和集中營管理單位裡，奧地利人佔的比例特別高。奥地利的公眾領域和上層社會圈，充斥著納粹支持者——-維也納愛樂一百一十七名成員，有四十五人是納粹黨員......在這樣的情況下，奧地利卻得到『從輕發落』......十三萬奧地利人受到戰爭罪行調查，其中兩萬三千人受審，一萬三千六百人判刑，四十三人判死刑，『只有』三十人遭處決。約七萬名公務員遭撤職。一九四六年秋，佔領奧地利的同盟國四國同意讓奧地利此後自行處理本國的罪犯，自行去納粹化。受污染特別嚴重的教育體系，順利去納粹化：兩千九百四十三名小學教師、四百七十七名中學教師遭撤職，大學教師遭撤職者『只有』二十七名——雖然許多資深大學教授支持納粹是人盡皆知。」【註2】
從前述略舉德國和奧地利的例子，可以輕易察覺台灣當局行動與社會認知，對於二二八的轉型正義的覺知是十分薄弱的：雖然對被害人展開賠償並開始建立紀念碑，但碑文的爭議反應出「只有被害人而沒有加害人」的荒謬狀況，遲遲未能解決，而且真相解密的工作進展仍不足（例如諸多加害者、創子手與告密者之書信與日記等相關文件之缺乏），這種種，對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化工程可謂阻礙。
尤其當我們發覺二二八事件後無政府官員及施暴集團成員因此事件受到究責，無任何獨裁支持者受到檢討、調查及撤職，甚至繼續佔據上層政治、經濟、社會圈高位，相較之下，讀到前述西方史家在論及奧地利之處置納粹支持者（在台灣人看來想必已是十分嚴厲了），卻屢屢以「從輕發落」、「只有」之字眼評論，則台灣對於暴行加害者的處置已遠遠非「從輕發落」可以形容。
許多台灣作家投入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書寫，無非要導正人權正義價值在此事件後處於嚴重失落的頹勢，就此「人權價值導正」與實質進行還原真相的努力而言，二二八文學是台灣民間自力於轉型正義之補救工作的一環。
【註1】引胡昌智，〈去納粹化：德國二戰後的人事替換與自我批判〉，《人社東華》第1期(2014)。
【註2】東尼•賈德（Tony Judt）著，黃中憲譯，《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一）》（台北：左岸，2012），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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