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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漸瞭解馬克思在《Manifest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一句話：「Die Geschichte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ist die Geschichte von Klassenkämpfen.（至今為止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和他的共產主義影響深遠，雖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仍能感受得到他的靈魂依舊盤旋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某一個社會上空，久久無法散去，像是清晨的迷霧，更像沙塵暴，席捲的不僅僅是台灣。
在此不重複歷史的過程，我想敘述和表達的是「我的政治立場」。我不怕被貼標籤或染了顏色，對我來說這不過是說出一種我所信仰的真理和對於社會良知的表達，因為我相信這種「表達」不應該也不再像我們父母親那一輩人一樣，他們受盡恐怖政治和警察國家的壓抑，對政治和良知的噤聲。
我，或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替他們將過去無法表達的種種不公義和不公平之事，大聲的說出來。目的不是單純的譴責兇手們，也不是讓受害者得到平反。「它」──表達──不過是說出真相和良知而已。
說出這個「國家」不堪的過去和醜陋的歷史，說出那些死去的人們無法表達的聲音，說出那些母親們在夜裡向老天哭訴的咽語。如此而已。對我來說，以下我論述的，不是單純的政治立場，而是良知。
首先，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我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各種方式的剝削。然而，今天在台灣，我卻看到那一點點民主的聖火，受到這種新形式的假全球化、假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影響下，逐漸黯淡，只剩下部分學者和必須承擔後果的年輕人小心呵護著它。
而其他人呢？「民主」是台灣之所以是台灣還勉強獨立的存在，唯一可以自豪的價值。這也是中華民國，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初成立時的最高理想。如今，國共兩黨透過權貴（金權）之間的聯合、不顧平民百姓的意願和生計，以極端民族主義和充滿神話色彩的中國大一統國族主義為藉口，試圖撲滅台灣民主的聲浪，也等同於否定當初兩黨創立時的理想。
如果你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那你應該要認同的是民主的價值，而不是現今已經質變成「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維護少數資本家利益的政黨」。極端民族主義的虛榮心蒙蔽了中國人對民主價值的堅持，卻扼殺了唯一讓兩岸可能和平統一的道路──民主主義。
然而，金權主義控制得了一時台灣的政局，卻無法掌握台灣人的良知（感謝318學運，讓我們看到希望）。我依然記得魏徵的那一句諍言「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放在當代兩岸關係上，何謂「竭誠」? 竭誠是用盡各種可能的展現誠意。這樣的「誠」，是一種雍容大度的尊重。而尊重是當今民主價值的根本，是一種源自於鬥爭本質下建立起遊戲規則（法治）的多元尊重。民主價值必須透過法治化的民主制度來呈現。這使得民主必然帶有「民主─法治的二重性」，當你否定民主就等於否定法治，當你否定法治，也一樣否定民主。
有些人會譴責說「民主」很亂，是因為他們忽略了民主另一個重要的特性，即是：民主構成和表達的過程中具有鬥爭的特性（黑格爾）。這裡所謂的「鬥爭」是當民主和法治成為普世或社會普遍性價值下，透過公共討論的「對話空間」去展現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在討論時會產生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攻擊、防守、協商，甚至於「不理性」的情緒化字眼和行為，然而，這都在法治化對話空間之中。
它的功能並不只是在於討論和協調政府政策，更在於「過程」和「情緒抒發」的社會功能。這樣的特性可以防止任何形式可能的壟斷，也可以防止任何的資本過度集中，導致透過資本力量控制政治對話空間。
這也是當今世界民主所遇到的難題，即：如何維護「公共討論的對話空間」，使之成為政府政策的可能性。因此，表面形式上「言論」的亂，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反之，過度的單一化言論，反而是民主政治的危機。換言之，說話的權力。
而「資本」的概念，也不同於以往只局限於「經濟和政治上的」，而是在一種存在於任何的「領域」之中個人所擁有的操控能力，稱之為資本。例如Pierre Bourdieu強調的文化資本【編註】。因此，當資本過度集中時，會產生對話減少和被扼殺的可能性。因為人──個人或某一特定群體──都具有以任何形式展現自我能力的本能，然而，這會導致「獨裁」的可能性。
這樣的形式，可能透過「金錢」、「知識」和「技術」....等等去控制「對話空間」達到他或某特定群體的私利，讓公部門成為他的工具，這將導致「公共討論的對話空間」的失靈，進而導致民主政治的消解，轉變成各種可能空有民主形式的「獨裁」或「寡頭」。
因此，當過度的以任何形式否定「對話」或者進而「不對話」，甚至否定「對話」的意義，就代表著對民主政治的間接否定，或者無意的扼殺。
民主政治的實行，弔詭的是，它必然導致「對話空間」的混亂，卻反而呈現出民主的價值。只是人們必須思考法治化「對話空間」（規範言論自由）和保障言論自由之間的界線，成為立法者和法律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然而，法治和民主的二重性，使得人們常常錯誤的將「法治」誤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在台灣這幾年的政治發展下，一個民選政府透過人們對民主錯誤的認知──「法治」去扼殺「對話空間」，而非將對話空間法治化，更是徹底違背民主精神，成為一種空有「民主制度」的獨裁國家。
這樣的手段和方式，已經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這是所有台灣人或是所有相信民主精神的人，都應該反對和譴責的，不管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因為人之為人的普世價值，高於國家認同和國家憲法。然而，現實上卻還是有人為此噤聲，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運動遇到兩個難以突破的瓶頸：
一、公民的民主素養和認知不足。
台灣的民主化在黨外人士努力下，看起來是階梯式一次又一次的大進步，然而，這只是形式上的樣子，實質上卻是一種成功或失敗相互交錯的鬥爭過程，時而前進、時而後退、時而反思運動、也時而鞏固基本。
如今的挫折根本原因在於：民主是需要教育的，而這教育嚴重的不足甚至被扭曲。台灣的民主運動長期以來透過各種方式向威權的中國國民黨鬥爭，從街頭最後轉向民主議會（成立政黨──民主進步黨），有成功有失敗。
為了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果，只從「選舉政治制度」上著手，雖然曾經取得過中央政權，卻沒有真正擁有國家統治的實質權力。雖然成功的逐步接收中南部原本中國國民黨長期培養的地方派系基層力量，卻逐漸的轉型成為保守政黨，失去了民主改革的動力。
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或無法）深入的去做最基礎的民主教育。忽視或者根本上沒有意識到民主的本質是權力鬥爭，而非孫文所說的「權力合作」。
二、黨國體制依然擁有實質力量而存在。
不同於其他民主國家，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讓威權的政黨依然存在。這使得中國國民黨握有壟斷各種資本的力量（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符號甚至是論述），深入各個層面，嚴密的掌控著台灣。
最可怕的是「握有控制權的少數人不認同民主價值」，更塑造「菁英金權貴族」階級。以空有口號的「經濟至上」，壓榨台灣人的勞動剩餘，在以「戰爭恐懼」和「中國威脅」，牽制台灣民主國家的建立。另外，以文化論述和壓縮壟斷言論空間，洗腦和麻痺台灣人。
本質上，他們既不認同台灣，也不認同中國，只認同自私自立的金錢至上。透過和中共高層的合作，壓榨兩岸勞工的經濟剩餘，將財產置於他們所謂的「自由的國度」。
因此，台灣要朝向正常的民主國家，必須將過去的黨國資本國有化，使之成為國家所有而非特定政黨所有（例如：黨產、黨有企業、人員、國歌國旗、軍隊甚至是各種可能影響的力量）。「黨國」體制的延續，導致政黨之間的起跑點和力量的不平均。
中國國民黨仍然握有「國家資本」，透過各種的方式去維護甚至擴大成政治上的籌碼，然而，這些資本原本是屬於國家所有。當黨國政權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即孫文所言的訓政轉向憲政時），中國國民黨應該與國家徹底的劃清界線，歸還國家資本於人民。
同時，還要將政黨內部民主化，將控制權歸還黨員所有，才能讓中國國民黨原有的創黨價值實現在台灣，同時讓台灣成為華人正常民主國家的典範，才有可能做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告慰那些在忠烈祠的將士們和遠離家鄉在台灣孤老終生的老兵們，而非「金權主義壓榨中國」，重回1949的錯誤。
但是，現實不然，擁有利益者會透過各種形式合理化他「有或沒有意識取得的不當利益」，透過有形或無形的繼承和轉移建立一個維護其共同利益的群體，而這一群體會再透過各種文化論述，形成群體的認同感和優越感──階級化，成為一種類似古代貴族的階級。
中國國民黨在建立這樣的「菁英」階級和分化台灣人地方派系後，以此「菁英」深入控制領導各個層面，讓台灣形成兩種不同而相互敵對的族群。以致於被剝削（或被殖民）的群體形構出另一套國族認同，試圖透過這樣的新認同混雜中國國民黨內部自由民主派人士進行民主鬥爭。
當擁有利益者逐漸出現優越感時，是不會思考和反思這樣的利益是否應得，只會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非社會的公共利益（除了極少數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甚至會出現馬克思所稱的階級異化（或Pierre Bourdieu強調的文化歧視），並且分化底層平民形成如今台灣的所謂的藍綠問題，和與之掛勾的經濟問題。
表面上，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即：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等等；實質上，不過是以全球化之名行剝削勞工之實。再以中國市場之名行壓制台灣民主化之實。
這一連串的謊言，創造出許多為之辯護的文化論述，例如：民主很亂、服貿利大於弊、「國際觀」、沒有成就領低薪是因為不努力、「法治和秩序」、台灣太自由才會這樣、都是名嘴文化的錯、政論節目是亂源....等等。
其目的在於讓人們對政治冷感，使之能隨意控制政策走向不被監督，進而「符合」他們的利益。反之，當我們仔細思考這些論述，會一一的發現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問題，而是「論述」本身的目的才是問題所在，即：反民主主義。
因此，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還有許多的道路要走。然而，第一步最首要的就是：必須打破這樣的困局。只有和中國國民黨內部握有權力者不斷的鬥爭，將黨產、黨有企業、人員、國歌國旗、軍隊甚至是各種可能影響的力量歸還國家所有，才能使所有的民主政黨政治正常化，進而成立民主國家。
不同於馬克思過去所提到的階級鬥爭（Klassenkämpfen），當代台灣的鬥爭，不是一種對有錢人的齊頭式平等的鬥爭，而是對社會所有各種不公義之事的鬥爭，一種從文化、經濟、政治、論述....等等各種可能威脅到民主價值運行的「取之不義的資本集中」民主鬥爭。
最後，我想借用鄭南榕先生在1987年所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這不是我的政治立場，而是一場為了良知的民主鬥爭。（張哲維／德國哥廷根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編註：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一位可與傅柯、羅蘭•巴特、拉崗等人齊名的思想家。國際社會學協會將他的著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評定為20世紀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著作之一。他開創了許多調查架構和術語，如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以及慣習、場域或位置，以及象徵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態權力關係。
文化資本是指包含了可以賦予權力和地位的累積文化知識的一種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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