髒話髒？還是髒事比較髒？

高級族群的政治操作學

／瑰島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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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所尊崇的思想家莊子，在知北遊第廿二記載著這樣一段對話：

　東郭子請問莊子說：「您所說的道，究竟在那裡呢？」莊子說：「道是無所不在的。」

　東郭子說：「請您明說吧，道到底在哪裡？」莊子說：「道就在螻蟻身上。」

　東郭子說：「怎麼會在這麼卑下的地方呢？」莊子說：「道就在稊稗這種小草裡。」

　東郭子說：「怎麼越來越卑下了呢？」莊子說：「道就在磚瓦裡面。」

　東郭子說：「怎麼又更卑下了呢？」莊子說：「道就在屎溺裡面。」

　東郭子越聽越迷糊，實在無話可說了。

　莊子這才說：「你問的話，已經背離『道』的實質了。以『道』來看萬物，不論是螻蟻、稊稗、磚瓦、屎溺....，它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並沒有貴賤之分。如果它們不合乎『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既然已經存在，可見皆合乎『道』，所以我說『道』是無所不在的。」


　終於，在五都選舉前的二十天，所謂的「髒話政治操作學」又出現了。

　繼猛打「救災」、「睡菊」、「扁案」、「召妓」、「廖小貓改編事件」等花樣仍然不見起色之後，自認高級的執政黨開始沿用老招，用針孔相機、顯微鏡，拼命對準了所有綠營相關人物（即便不是政黨候選人本身）挑撥，企圖複製莊國榮模式，以挽救岌岌可危的選情。

　「罵髒話」這件事，象徵著主流文化對次文化的貶抑與輕視，在受主流文化掌控的社會道德禮俗定義中，髒話通常被當作是洪水猛獸。在自命清高的衛道人士心中，髒話當然也分等級，有高級髒話、次高級髒話，不一而定。

　此外，髒話也有文化等級之分，在民族自尊缺乏的社會裡，用某種外來文化或語言所罵出的髒話，會被界定比在地文化或語言所罵的髒話，來得更高級。也因此，在一個族群不平等的社會裡，「罵哪一種髒話」、或是「用哪一種語言罵髒話」，儼然也可以成為身份地位、族群優越感的象徵。

　「罵髒話」也是一種悲哀的社會現象。在族群正確、政治正確、階級正確的群體中，他們握有這個社會絕大多數的資源，掌控所有「正確」的判斷系統，在自覺高人一等的情況下，是不需要動輒飆髒話的。因為他們手中的武器與資源，比起貧弱族群而言，相對的可說是優越且眾多，不需要以此last resort來表達憤慨。

　但社會的弱勢階層則不然。他們在文化、經濟、訴求管道上的卑弱，他們不懂得用高級族群所約定俗成的「高雅方式」來表達最直接的情緒；而這種無力感會讓他們在激憤之餘，用最尋常的咒罵方式，表達對這個社會現狀最深沈且憤怒的抗議。

　「高級」文化工作者、過去有「國師」之稱的南方朔先生，曾寫過一篇：「頹廢，以及髒話」，他在文章中是這樣說的：

　思想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過：「髒話是弱者對自己的憤怒。」生命的粗礪和語言的粗礪乃是孿生兄弟；揍老婆、打小孩、講髒話，所代表的是對自己不同程度的憤慨，也是一種移情式的轉移。

　髒話彷彿虛舞的拳頭，它替無力的弱者打開了一扇可以逃避命運的窗口。


　國師說話果然有學問，點出了「髒話」對弱者的無力所帶來的解放快感。那麼，回到這幾天，「主流」「高級」媒體所猛打的「名主持人飆髒話」事件，還原事件真相，這位主持人所咒罵的對象，是一個失格且無能的政府，是一個照顧中國人比台灣人更無微不至的政府，是一個勇於內鬥抹黑怯於挺身護衛主權的政府，是一個和財團手牽手卻對小民薪資課重稅下毒手的政府。

　高級族群和高級媒體不必轉移且模糊焦點；不過，話說回來，一個拿不出政績的無能執政黨，除了拼命用這種讓人瞧不起的手段操弄對立之外，根本找不到方法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想起臉書上有個社團：「為什麼只有『讚』可以點，沒有『幹』可以點？」，獲得極熱烈的迴響，到目前為止總共有245,829人加入。面對各種大小事情，讓他們覺得既無力改變、又不吐不快的狀況，都可以在此「X」一下，以做發洩。

　我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面對這個不思自我檢討、明裡暗裡都髒事做盡、卻一天到晚要用潑糞證明「世界上還有人比我髒」的執政黨，台灣人可不可以捍衛一下「髒話權」啊？

　更盼望的是，有哪個好心人可以設計個按鈕，讓我們可以狠狠的按它個兩千三百萬次，順便修理這個「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邋圾政府啊？！

　既然萬物之「道」可以在「屎溺間」，「鄉野俚俗」有時比「虛偽道德」更能代表真實。

　我也不由得想起，經歷了陳雲林來台後顯露的卑躬屈膝、以及八八風災中傲慢無情表現的馬您總統，曾有無數網友大讚：「莊國榮，真先知也！」

　那麼，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當選舉的激情過去，政治人物的虛偽面具卸下，會有更多人大嘆：「鄭先生，乃神人也！」

　髒話比較髒？還是明目張膽的做髒事比較髒？

　相信稍有智慧的人，心中自有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