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的巴勒斯坦人，受困的台灣人

／李政鴻

　歷史為一面明鏡，映照出台灣殖民統治思維仍存的事實。雖然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志從未間斷，不過，堪慮的是當權者有意識與人民無意識之作為，早已壓縮台灣未來的選項空間。

　要評估未來限制並不容易，而要讓台灣人民理解危險更加困難。也許，透過國外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呈現兩個不同民族的共同命運，台灣人才會有些警惕。

　跟台灣相同，巴勒斯坦歷史是他者描繪、建構所成，而歷史遺產導致的後果卻由全體巴勒斯坦人承擔。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巴人的生存空間遭受壓迫後起而反抗，並開始蒙發民族主義思潮。然而，好不容易轉客體為主體的獨立建國運動，卻受複雜的國際因素限制，阿拉法特為獨立運動之父，他的對手不僅是以色列，更包括敘利亞、埃及、約旦、沙烏地等阿拉伯世界國家。

　二○○七年六月，巴人內部分裂後面臨更嚴酷的考驗。哈瑪斯與法塔分別治理加薩地區及約旦河西岸，經濟上皆依賴鄰國，尤其以色列為最大經濟實體。雖說兩者背後各有支持者：伊朗、敘利亞支持武鬥派的哈瑪斯，埃及、沙烏地支持和平派的法塔。無論其支持理由為何，各國國家利益置於優先的定律不變，絕不會以建立巴勒斯坦國為第一順位。

　簡言之，巴人的獨立運動受到限制，若要獨力蠻幹打倒以色列，客觀條件並不允許。以軍入侵迦薩地區並重創哈瑪斯，揭露中東區域權力鬥爭的真實面貌。巴人能夠期待的，無非是阿拉伯國家聯合對付以色列，或者由超級大國（如美國）介入調解，並支持巴勒斯坦立即建國，這種將未來交由他者決定的命運，是巴人想要跳脫，卻又不得不接受的宿命。

　台灣的地理環境及物質條件皆比巴勒斯坦好上數倍，但處於「中華民國」這不正常國家下，人民追求主體性的意志就比不上巴人。台灣史是一部他者建構的殖民史，外來政權接踵而至統治這塊土地，二戰後勃興自殖民時期的台灣民族主義，本有機會結合殖民地獨立的世界潮流，建立新國家。不過，受到中國國、共內戰遺害，新國家理想被舊「中華民國」取代，經濟成長奠基國民黨統治，黨國體制教育人民主流的中國史觀，台灣未來歸屬中國的命題不容挑戰。

　二○○○年三月，民進黨透過民主機制取得執政權，台灣人民首次嘗到思想解放，平反遭扭曲歷史的自由。然而，早熟的勝利果實讓人喪失戒心，新執政黨迷失在中間、妥協之第三條路，遺忘帶領人民出走的摩西使命。過去對抗黨國體制而凝聚的民族、主體意識，反因失去著力點而停滯。舊統治集團不甘心政權輪替，積極尋求轉型以謀復辟，甚至與過去敵人合作，共同建立泛中國意識。

　馬英九執政後極力將台灣推入巴勒斯坦困境，採行「去台傾中」政策。實際上，這涵蓋二層次戰略：精神層次上，重構大中國意識，分化台灣主體意識，從媒體操弄挺扁、反扁議題來看，就是分化並治之手法；物質層面上，積極開放人員、勞務、貨物和資金流通、以及國防及外交等自我設限措施，則是抵銷台灣地理空間主體性。

　馬英九終極統一之目的不言可喻，其中國戰略有計畫地壓縮台灣人的選擇空間。台灣人若還不警覺，等到發現自己竟無力掌握自己命運，而必須寄望他人出手援助時，那就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