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與歷史詮釋權

／高譜鎮

　先從最近在媒體上一道最熱門的國中歷史測驗題談起：「誰對台灣民主化毫無貢獻？」

　如果學生真是多答「陳水扁」，而不選「蔣中正」，那麼，顯然這些學生到現在還不知道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來台灣，頒佈戒嚴，在法律上大肆擴張叛亂罪的構成條件，縱容情治機關壓制搜捕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動，使國家公權力在長期戒嚴中受到濫用，使人民在民主法治裡的基本權利完全失去保障（這種情形說是「毫無貢獻」未免太厚道，還不如說是「摧殘戕害」）。

　學生當然也就更不知道，陳水扁總統曾是台灣民主化里程碑──「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的辯護律師，他們有印象的，大概只有電視新聞及評論節目裡對現任國家元首的譏笑、謾罵與羞辱。這反映的不是題目的「情緒化」、「武斷」，而是學生們歷史常識的貧乏與淺薄。

　真的會有像泛藍政治人物與學者所高舉的「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歷史嗎？即使是最標榜「理性」、「客觀」的自然科學知識也脫離不了「社會權力建構」的因素，歷史也是一樣，差別只是在於是「誰」的敘事，詮釋權掌握在哪一方手中？是統治者還是人民？是外來的征服者還是本土的知識菁英？抑或是哪一個「族群」？

　歷史學者們基於自身的「階級」與「族群」立場，在解讀歷史時，彼此間或許會有這種「相對主義」的空間，但在國族認同的教育形塑政策上，立場卻必須是堅定一致的。在國家機器建構統治權力的過程裡，統治菁英必定致力於打造本土的或國族的身分認同，以避免社會分裂，贏取被統治者的同意，並對抗來自內外挑戰國家權力的敵對勢力，此即社會學裡「國家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概念。在戰後，國民政府亦曾有計畫地以「大中國主義」為核心價值，進行國家權力形構，但不同的是，其本質上是國家整合政策的去本土化逆向操作，故終究因其基礎懸空，脈絡脫節，願景的虛幻不實而導致失敗。

　在台灣進入民主化、本土化後，抱持著「大中國主義」史觀的人，自然是備感挫敗與失落，有人就向對岸的民族主義尋求情感的慰藉與理論的奧援，在近來政治情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便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想「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拿回歷史詮釋的主導權，可怕的是，有朝一日若成功，得利者卻可能是另一個「外來征服者」。

　李敖先生認為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像新加坡一樣「爛」，一樣「混」，如果他是以「大中國民族主義」價值灌輸作為課程標準，那確實是如此，但他可知道，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新加坡為了獨立建國，把建立以本地人為中心的身分認同作為其政治上的重要目標，即使在華人佔大多數（接近80％）的情境下，學校課程（特別是華文學校）如果還培養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型態，會被政府認為是妨礙族群間（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的共存共榮，不利於多元族群社會的建立。

　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集體認同是必須經由「歷史敘述」的解說與塑造，這也是一個國族歷史教育的基本任務，一位藍軍政治人物對現今歷史教科書內容所做的批評（潘懷宗，聯合報，2006/4/28）恐怕是更適合拿來針對他們自己與寵愛他們的媒體──「....不該刻意偏向哪一邊（泛藍），或是有為政治服務的情形（馬英九造神運動）。甚至進一步刻意強調某些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慰安婦、保釣），是間接散播仇恨（現在的日本人，過去曾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的種子給下一代」。（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中學公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