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你很早就想要當記者了嗎？

　我開始回溯往日時光。在我真正踏入新聞界之前，「記者意識」這種東西是如何進入我的生命呢？我真的是因為某種「記者意識」而決定以此做為一輩子的志業嗎？

　首先，我絕對不是那種從小就立志要當記者的人。

　雖然我在小學時期曾經當過「王子」（誰還記得這本雜誌？）的「小記者」，也曾一度因此沾沾自喜，但我當時認知的「記者」其實就是「作家」，我其實是以「小作家」自居而引以為榮。

　到了高中編校刊出外「採訪」時，我腦海中縈繞不去的仍然是想要成為作家的「作家意識」。或者更精確的說，是那種高中三年都在編校刊、公假一請兩三個月、只有想要運動時才會回班上與同學打球、成天與其他校刊編委風花雪月言不及義、立志以文學反映人生的「文藝青年意識」。

　回想起來，「作家意識」其實才是我在青澀年少一廂情願的生命基調。直到大一那年，在那條著名的椰林大道上發生的一場絕食，才一舉敲碎了我的文藝青年浪漫情懷。

　那是一個非常不協調的畫面──日後卻已是我採訪社運新聞時習以為常的景象──在一片母親節園遊會的歡樂聲中，一個叫做李文忠的政治系老學生，因為抗議校方「政治迫害」，身上披著白布條在傅鐘下面靜坐絕食。

　那也是一個耳語充斥、流言四起的時代──日後更是我記者生涯中最常碰到的羅生門局面──少數同情校園改革派的學長姐說，這個李文忠是為了爭取學生會長普選才遭到國民黨打壓，提前退學而被迫要去當兵；更多看起來就很保守的學長姐則對我殷殷告誡，這個李文忠根本就是黨外人士派來的職業學生，東窗事發後故意擴大事端來製造同情、打擊校譽，你們千萬不要學他。 

　更重要的是，一個學長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向我「保証」：你不要看這個李文忠一副清高的樣子，我跟你說，他晚上都在偷吃便當，他表裡根本不一。

　帶著半信半疑的焦躁情緒，我離開了那個讓一個大一新鮮人完全手足無措、不知何者是真何者為假的初夏午后。

　直到很久以後我才了解，在我照樣去普八教室聽吉他社的周華健、黃舒駿唱歌，在我照樣投入「台大青年」、「台大法言」編務，在我開始騎著腳踏車穿梭於校總區與法學院之間的那段日子，我的「作家意識」已被逐漸摧毀。

　一種具有現實急迫感、勇猛生命力、以社會關懷為主要取向，但又還不清不楚的模糊意識，已一點一滴慢慢滲進了我的生命血液。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所謂的「記者意識」。畢竟在我對那段日子的追憶中，仍能深刻記起後來去聽陳映真演講其創辦「人間」的心路歷程，去看「當代」雜誌上一篇講美國記者史東的故事時，所清楚感受到的巨大心靈震撼，而這兩件事情很可能才是讓我的「記者意識」更加清晰的重要轉折。

　然而，在那個初夏的午后，的確有一股前所未見的力量，動搖了我過去決定獻身寫作的意志。這股力量開始衝擊我的視野、增加我對社會現實的好奇，更重要的是，讓我開始想要走出文藝青年的藩籬，一步一步去釐看周遭發生的事件結構及其變化。

　比起許多高中時期就已理性早啟的同儕，我的社會意識啟蒙其實來得很晚。目睹李文忠絕食事件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是我從文藝青年的「作家意識」逐漸走向社會實踐的「記者意識」重要關鍵。

　事隔多年後，我在陽明山中山樓國大修憲期間巧遇李文忠時──他的身形似乎比當年絕食時更胖了些──心中自是充滿無限驚訝。他當然不知道有這麼一段因緣，在他侃侃而談民進黨的修憲主張與攻防策略時，我的思緒卻早已飄回到大一椰林大道園遊會的那個午后。

　應該問他當年到底有沒有偷吃便當吧？我在心裡這樣想著。

　但最後終究還是沒問。畢竟在民進黨修憲主張中插入這段話題實在太突兀了吧，畢竟這些往事都已雲淡風輕與無關宏旨了吧，畢竟我後來真正去當記者仍是一連串偶然的結果吧。

　那天又是一陣忙亂，寫完稿夜歸下山的路上，內心深處突然感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輕鬆與釋然。其中小部份是完成一日採訪工作的慵懶與疲憊，但更多卻是乍見李文忠後所自然湧現的人生抉擇與歲月流動軌跡。

　有人問我有關記者啟蒙，終究有一天該去問李文忠有沒有偷吃便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