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革命青年團整肅事件

　台灣和中國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並非現在才有，在過去長久的歷史中總是非常嚴重地存在著，而且到頭來都是台灣人受害。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同時發生在中國和台灣兩地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被逮捕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一九二六年在中國廣州成立的台灣人反日組織，隸屬於『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性質上是祕密成立的地下組織。

　該團宗旨在當時明顯錯亂的祖國認同的大環境下，既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反對當時台灣島內正在如火如荼推動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想法，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台灣民族就是中國民族，台灣的土地就是中國的土地」，就因為這種錯亂的認同而造成不少悲劇事件。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時的成員只有二十多位，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孫炳文、國民黨的省市黨部主委等要員都應邀在成立大會列席。

　國、共兩黨分裂之前，對該會都極盡籠絡之能事，共產黨方面不斷設法向該會吸收黨員，國民黨方面則經常派廣東要員頻頻與該會接觸，其中，戴季陶就曾數度到該會作思想性演講。

　有一次，戴季陶向該會演講《孫中山與台灣》時，曾經違背歷史事實的說：「台灣民族是我中國的民族，台灣領土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日本用強權的武力，把我們的土地奪去。」該會的革命目標受此影響而混淆不清。

　無論如何，該會成立後顯得非常活躍，不但在次年就祕密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而且出版《台灣先鋒》刊物發行回台灣，多次公開發表反日宣言及呼籲。

　在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從一九二六年起，就開始密切注意『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各項行動，當時，台灣青年和學生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及閩南一帶都有成立反日組織，因此，打擊該團就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整肅台灣青年在中國組織的一環。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於是，『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一下子竟然變成日本殖民政府和國民政府兩面夾殺的對象。

　國民政府廣東當局認定該團是左傾團體，同年六月開始，一方面先逮捕了二名主要的領導者，一方面發出解散令，開始嚴厲的取締行動。另外，更縱容日警在中國領土上逮捕該團的三名主要領袖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並並任其送回台灣拘禁。

　到了七月二十四日，該團的創立人張月澄也在上海被日本特務逮捕，拘禁在日本領事館內。當該領事館將張月澄移送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警務機關時，在島內經常跟張月澄保持聯絡的簡錦銘也被捕。

　日本殖民政府獲得國民政府在情報蒐集上的協助，不久之後，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島內針對該團的關係者展開全面檢舉。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日本殖民政府展開大舉搜捕的行動，被認定與該團有關係的總共六十四人，由於其中有四十一人行蹤不明，初期的逮捕行動中只抓到二十三人；後來又再抓到九人，所以，實際被逮捕者共計三十二人。

　他們都被日本殖民政府移送法辦，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預審終結，有多人被無罪開釋，被判刑的有十一人，處刑的情形是：林文騰四年，郭德金三年（後減刑為二年，緩刑五年），張深切三年（後減刑為二年），張月澄二年（緩刑五年），林仲節、林萬振、簡錦銘等三人各一年六個月（緩刑四年），林如金、吳文身、溫幸義、盧炳欽等四人各一年（緩刑四年）。

　遭受中國國民政府和日本殖民政府聯手整肅的案例其實不少。在這個案子之前，在南京的『中臺同志會』於一九二六年的七月底、八月初，也被逮捕了六人，三人遭判刑。更早則有上海、閩南一帶的台灣青年組織成員的零星遭到整肅。

　三○年代以前，前往中國的台灣青年這種悲劇命運，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二年才出現一個階段性的段落。最後的一個案例是『上海台灣青年團』（後來改稱『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和廈門的『閩南學生聯合會』被整肅案。

　日本殖民政府先在一九三一年七月，逮捕『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成員，持續到一九三二年對『閩南學生聯合會』下手為止，前後達一年之久，逮捕人數多達七十人以上。這兩個組織主要由台灣共產黨所領導，他們的主要領導人在組織解散後，與共產黨的關係反而更為密切，繼續在島內進行革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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