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出賣台灣人的假匪諜案

　國民黨蔣政權從陳誠時代開始實施檢肅匪諜運動，頭兩年為了創造業績，特務機關逼著各地警察機關簽報了很多可疑人士名單，這些名單到了特務手中都成了炮製假案、冤案的絕佳素材。

　一九五○年八月四日覆判確定的洪以西案多名被誣的涉案人，就是這類假案、冤案的典型受害人。該案以洪以西為首，總共有八個人受害，而且，他們還是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批被送往綠島監禁的受害人。

　他們都是在莫名其妙中被逮捕，然後遭遇了所有政治犯都不可避免的酷刑，強迫在特務編好案情的自白書上簽名畫押，送往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判刑定案。被害人之一的李鎮洲，其經歷可以用來作為最佳的見證。

　李鎮洲在日治時代當過保險會社外務員、保甲書記（至日本投降，共五年半），戰後曾當國小代用教員，但友好幾個月領不到薪水，等領到的時候，已經追不上物價的波動，領到的一個月薪水只夠買一斗米。

　他後來萬不得已的辭掉代用教員職務，租了五分四厘田地，準備從此做一個「不知世事的莊稼漢」，結果，收成卻不敷租金。為了生活所迫，加入樵夫行列（實際是做盜取公有地的盜伐工作）。

　當時，由於國民黨蔣政權貪污無能，造成農村生活貧苦，因此，在非農忙期從事盜伐的情形非常普遍。盜伐收入比傭工好，衣食可以無慮。

　跟他同村有三、四個菸農，在日本人離臺時發了小財，成為小暴發戶，每日花天酒地，專門與警察打交道，並挾勢欺凌貧苦的村人，李鎮洲常常站出來為被欺負者說話，給他們難堪，他們不敢跟他正面衝突，卻在背地裡和警察串謀要陷害他。

　李鎮洲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認為在這方圓數公里之內，我是屬於『智』字號的人，這種人居然辭掉人人羨慕的職業，而寧願做一個樵夫，個中一定另有文章。」

　「到最後他們一致認定我是匪諜，一定拿了共產黨的祕密工作費，表面上做起樵夫以掩人耳目，實際上是為共產黨坐地下工作。」

　當時的管區主管是蕭鴻圖，警員是洪允中，「因為當時各地的派出所轄內都有人被捕，而獨土城派出所的轄內尚沒有人被捕，所以為了職務上說不過去，隨便報上去，對上面敷衍了事。」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蕭鴻圖找上門告訴他：「有人密告你是共產黨員，我有個朋友正是辦這個的，他現在奉命要抓你，你是不是真的是共產黨員，可以老實告訴我，現在還來得及，我可以替你向我的朋友說項。」

　蕭鴻圖故作好人狀的通知他，博得他的信任，其實是在為特務機關探聽他的行蹤。

　幾天之後的一個下著大雨的夜晚，蕭鴻圖再度找他，將他騙出門外，他才發現原來蕭鴻圖這次竟然帶來了一隊特務、憲兵，特務把他押上俗稱『黑色幽靈車』專供抓人用的中型貨車，載往台中憲兵隊。

　途中，車子曾在草屯警察分局稍停片刻，又載了三位西裝筆挺的青年、一位中年農人，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女人，他本來以為這六個人是特務的『抓耙仔』，後來才知道他們也是被胡亂栽贓而遭逮捕的，而且竟然成了與他同案的被害人。

　他被關進台中憲兵隊的第二天，就遭到灌水的刑求，要他交代與數個月前到過他家的陳夢彪認識的經過，陳夢彪過去跟他在同一個國民學校教過書，數個月前因替一個偽造鈔票案的朋友作保，朋友棄保，陳夢彪逃亡時曾經找過他，希望在他家藏匿而被他拒絕。

　台中憲兵隊一方面對他施行酷刑，一方面找來一位同村的青年假裝也是被害者，對他進行心理攻勢，逼他依照特務的要求寫下自白書。這份自白書跟著他移送到台南第八憲兵團、保安司令部，他想根據自白書的敘述應該不會有罪才對。

　沒想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在六月十日宣判時，他居然被羅織到以洪以西為首的叛亂案內，其餘的同案人還有林庚錦、李舜梆、林進風、林銘傳、洪炯松、鄒淑靜和他等七人，洪以西被判七年，其他人則都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他們的罪名是「參加叛亂組織，意圖推翻政府，並著手實行」，至於犯罪事實則是：洪以西被洪鱗兒吸收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而洪以西又吸收其他人，準備在共產黨來的時候，做有利於共產黨的工作。

　整個情節跟李鎮洲的自白書完全無關，聲請覆判時，國防部根本不理會這種南轅北轍的錯誤，仍然照原判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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