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舉匪諜運動下的冤案

　台灣在國、共兩黨熱戰或冷戰的漫長歲月中，對於「嚴防奸匪陰謀」的工作做得非常賣力，搞得每個人不得不隨時懷疑身邊的人可能就是匪諜，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基礎遭到嚴重扭曲，終至幾乎全面崩潰。

　當年，國民黨還非常徹底地推行『檢舉匪諜運動』的宣導，各級學校被硬性規定要教唱《檢舉匪諜歌》《檢肅匪諜歌》《檢防歌》《打殺匪諜》《匪諜自首歌》之類的歌曲，所有廣播電臺也成年累月反反覆覆地播放這些歌曲。

　其中，《打殺匪諜》有一段歌詞是這樣的：「同胞們大家要當心，打殺匪諜莫留情，不管他朋友與六親，都要防範去打聽。考察他言和行，有懷疑報憲警，大家共同來檢舉，一網打盡快人心。」

　這是鼓勵台灣人必須大義滅親，也在警示每一個人都要以懷疑的眼光隨時留意身邊的人是不是匪諜，如此作法能不搞得人人自危才怪。

　《檢防歌》中則有一段歌詞是：「檢舉大匪諜，有功又有錢，獎金真正多，銀元有六千。你不檢舉他，他要把你害，匪諜最可恨，檢舉莫留情。」

　這一首反映了國民黨政權在實施匪諜自首期間，成果不是太理想時，採取利誘策略的窘境，不過，這種策略在國民黨特務已經炮製了太多冤案、假案之際，無疑是火上加油。

　後來才出現《檢肅匪諜歌》中的「匪諜呀匪諜，藏不住呀逃不了，奉勸自首好。浪子回頭金不換，大家都是中華好兒女，改過自新並不難，檢舉匪諜有功受賞，掩護匪諜有罪同當，梜仇誣告要不得，政府處理最公平。」之類的歌詞。

　但是，國民黨特務處理起來一點都不公平，本來是官方自己誣告、炮製冤案，後來反而有了藉口，可以假「誣告」之名行「誣告」之實。

　一九五○年八月二日判決的劉時孝案，就是這類個案之一。

　劉時孝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間，經由高雄苓州國民學校教員劉梅輝介紹，認識了女同事張若璋，彼此書信往還，發生熱戀。不過，張若璋原本已經另有愛人，叫做譚可威，是在海軍總司令部要港處任職。

　張、譚的感情並沒有因為張、劉認識而受到影響，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年二月八日訂婚。張若璋曾請劉梅輝轉告劉時孝，要他以後不要再往來了，但他並不死心，繼續通信追求；譚可威也曾親自寫過兩封信警告他。

　隔不多久，海軍總司令部接到一封署名陸軍第九十六軍少尉排長石雄的檢舉信，信中指出，他在高雄左營公共汽車上拾得一個信封，內有台幣三元，鈔票上寫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並夾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可威同志：一、香港來貨速領取，二、ＴＧ號仍須努力，三、切實檢討任卓宣階級代表論，克強，二．六」，因此，他認為譚可威有通匪嫌疑。

　海軍總司令部經過調查後，認為「譚可威尚無為匪實據」，可能是劉時孝挾怨報復所為的假檢舉，全案移送保安司令部處理時，保安司令部鑑定的結果是：「該具名石雄的原函似非劉時孝所寫，但函內密件則為劉時孝所寫成分較多」。

　劉時孝被抓到保安司令部刑求，他雖然承認熱戀張若璋，但矢口否認檢舉信是他寫的，特務反反覆覆逼迫他，他最後在萬念俱灰下告訴特務「請照鑑定判決」就是了。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判決書上卻這麼寫：「其失戀並受恐嚇所受刺激，以一時之憤，不擇手段，不無可恕之處」，而判處劉時孝有期徒刑五年。

　還有一個案例，情節比較單純。員林人許金訂在一九五○年十月間，因為發現住在同鎮中山路的益豐行經理許福乾、順發行經理許木土兩人，經常與一些形跡可疑的外省人來往，於是，他就用假名向員林憲兵隊提出檢舉。

　許金訂在檢舉信中，也提到了他道聽途說的情節，指稱許福乾等人在該鎮湖水里「宣傳毀謗政府，蠱惑里民，並吸收十九位里民加入朱毛匪幫組織」。

　憲兵隊根據檢舉信進行調查，許福乾等人都絕口否認有不法行為，於是，憲兵隊就透過比對筆跡查到許金訂，將他移送員林警察分局轉送台中地方法院檢察處。

　地檢處偵查時，辯稱他是響應國民黨政權檢肅匪諜的宣導，但是，司法檢察官並未採信他的說辭，便將他移送保安司令部。

　他在保安司令部企圖平反，結果不但遭到酷刑，而且軍法處在審理時還判得特別重。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軍法處「以故意陷害、誣告他人參加叛亂組織」，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