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厭戰、唾棄武力、崇尚和平有罪嗎？答案是有的。

　　在國民黨蔣政權從中國戰場敗退，而台灣成為它虛張聲勢的唯一戰場的時代，它以整軍經武掩飾窮兵黷武的本質，和平只是它欺騙世人的口號，人民沒有反戰、厭戰的自由，任何反戰、厭戰的思想和言論都是有罪的。

　　一九五○年的今天（八月九日），就有兩個因為唾棄武力、崇尚和平而被蔣政權判刑的案例。

　　第一個案例的受害人是鄧錦江，當年只有二十九歲，在台東擔任農業職業學校教員，因為不滿國民黨蔣政權到了台灣之後仍然不改嚐血性格，平常經常發表厭惡戰爭的言論，竟成為特務處心積慮要加以整肅的對象。

　　鄧錦江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由中國來台灣，除了反戰思想之外，既未參加任何地上或地下的組織，又沒有任何足以羅織入罪的活動，於是，特務最後只好利用戶口總檢查的機會，希望能找到可以羅織的證據。

　　一九五○年四月，蔣政權在台灣實施第二次大規模的戶口總檢查，特務將他列在重點檢查的名單內，動員了台東憲兵隊和台東調查站的幹員，對他的住宅進行徹底地大搜查，結果只搜到幾本左派書籍，但是，他仍然遭到逮捕。

　　他先被拘禁在台東調查站，錄取初步口供之後，很快的就被移送台灣保安司令部。到了保安司令部，他即長達三個多月生不如死的日子，特務用盡各種刑求招式，企圖榨出任何可以入罪的蛛絲馬跡。

　　根據特務的資料，在國民黨和中國其他政黨進行『政治協商』的時期，鄧錦江就「受匪黨外圍組織民主同盟的影響，認同當時所謂民主同盟的號召，大有折衝作用，可免內戰，乃於一九四六年夏天，在成都由民主同盟份子張紹堂介紹，加入該同盟第十六支隊為盟員」。

　　『民主同盟』當年是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以和談為主要主張，但是，在蔣政權『非友即敵』的政策下，『民主同盟』被蔣政權醜化為共產黨外圍組織。加入『民主同盟』遂成為犯罪事實之一。

　　在判決書中，鄧錦江的犯罪事實還有：「一九四七年冬天，其同學揚正苞提議組織所謂『立民社』，鄧也參加。該社是主張以緩和不流血方法改造社會。」

　　判決書中很清楚地寫著：「主張以緩和不流血方法改造社會」，另外，判決書又說：「一九四八年三月來台，沒有任何活動，但思想左傾，言論乖謬」既然是以不流血的方法改造社會，又沒有任何活動，何罪之有？

　　有，就是有。無論你是外省人或台灣人，在蔣政權整肅的大纛之下，違背他意志的都有罪。鄧錦江就是因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金門，受害人也是外省人，國民黨政權軍事特務系統的特務人員李復興。

　　李復興跟國民黨軍撤退到台灣沒有多久，就又隨著警備部隊移防金門，對於兩岸的對峙很不以為然，而大發厭戰言論，金門防衛司令部將他逮捕，送回台灣保安司令部接受軍法審判。

　　根據他在特務刑求下所作的自白書，中日戰爭期間，「在新第五軍被俘，拘禁在上海龍華集中營時，認識該營大隊長王文原，王文原是八陸軍的幹部，受王的共產黨思想宣傳引誘。」

　　「勝利後，又由王文原介紹認識匪徒盧漢文，乃參加共黨非常別動大隊受訓」。

　　保安司令部根據自白書的唯一證據，所作的判決指出：「一九四五年十月，盧漢文組織十六人班，分為宣傳、發展、情報、聯絡四組，李復興參加宣傳組聽訓，兼潛伏我方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營服役，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

　　「十六班出發工作時，又改編為開明、進行、復興、勝利四組，李復興編為進行組，仍擔任宣傳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滬警備部撤退來台，改編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警衛團，同年七月該團開赴金門，十月又開來台，李復興逗留金門，正好有陸軍第十九軍士兵謝文儀，與李相識，由李介紹補入該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三團第二營第六連）當上等兵」。

　　謝文儀在李復興案中成了證人，李復興被指控的罪名除了「潛伏軍中為匪宣揚優點」之外，最主要的其實是發表反戰、厭戰言論，這在國民黨政權所認定的金門前線，是非常嚴重的罪名。

　　他是由陸軍第十九軍扣押後，先移送金門防衛司令部，再押解來台送保安司令部。最後的判決結果是：謝文儀無罪開釋，李復興判處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