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與『台灣獨立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根據條約放棄台灣，台灣地位雖然未定，但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卻根據開羅宣言派軍隊來接管台灣，在日本投降到蔣政權來接管的這段期間，部份日本主戰派軍人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既得利益者，曾經企圖發動一項所謂的『台灣獨立計劃』。

　　這項計劃只推動了一個星期，就夭折了。日本人走了，中國人來了，蔣政權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完成軍事劫收後，就展開台灣全島的『漢奸總檢舉』；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將曾經參與該項計劃的台灣貴族辜振甫等一批人逮捕，是為所謂戰後初期的『台灣獨立事件』。

　　事件起源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日，台灣日軍中的主戰派，包括陸軍少校中宮悟郎、陸軍少校牧澤義夫等人擬定『台灣自治方案』，企圖利用當時的四十萬日軍，結合台灣地方人士，拒絕國民黨及美國的接收。

　　被網羅的台灣人士包括了三十多位御用紳士及有名的抗日人士，其中，內定辜振甫為總務部長，許丙為顧問，林熊祥為副委員長，組織的名稱擬定為『台灣自治委員會』，由日本人主持。

　　可是，中宮悟郎等人所擬吸收的台灣人，未必全部贊同，於是在八月十六、十七兩日，分別邀請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獲得原則上的同意，在徵詢林獻堂等抗日人士的意見時，卻遭到嚴重質疑，因為當時聯合國對台灣的政策如何，以及國民黨對台政策、美國對台態度等等，都不明朗，所以，他們都持保留態度。

　　根據當時著名的左派文化工作者蘇新的記述，林獻堂為了證實，曾經拜訪了安藤利吉總督，他們會面的情形是這樣的：

　　『林問：外面廣傳，有「台灣獨立」的計劃，有無這件事？安藤答：有這件事，但這是少數軍人一時的衝動，我已經制止他們了。安藤說得很乾脆：我們軍人只聽天皇的命令。安藤拜託林獻堂轉告其他人：希望各位先生也不要作違背天皇命令的事。』

　　林獻堂將會面經過告訴杜聰明等人，於是，杜聰明、羅萬車等人在八月二十二日邀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也拜訪安藤利吉，安藤就利用這次會面正式公開表示，台灣人民不得輕舉妄動，禁止有圖謀台灣獨立或自治的情事。

　　安藤還非常慎重地向在台灣的日軍下令禁止軍人蠢動，另外，也下令台灣各地的警察機關，禁止台灣人的獨立運動。

　　辜振甫等人知道事不可為，二十四日在許丙的家中開會，決定取消參與『台灣自治委員會』之議。於是，所謂的『台灣獨立計劃』就如此胎死腹中。

　　陳儀進行清算時，除了林獻堂因為自始即持反對意見而未被捕之外，其餘被捕的多達三十多人，當時比較知名的人士，包括擔任台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的辜振甫、時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許丙、擔任過日本憲兵團特務的徐坤泉，以及簡明山、林熊祥等人。

　　三十多人中有好幾位根本是冤枉的，如當時剛剛成立大公企業一個多月的戰後著名企業家陳炘，他根本就未參與，辜振甫等人也未找過他，不過，陳儀的特務不但把他抓了，還拘禁於保安司令部，經過二個月偵訊後，才以不起訴處分開釋。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台灣高等法院宣判，辜振甫判處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許丙、林熊祥二人各判處一年十個月，其餘全部無罪開釋。然而，辜振甫等人判了刑，也獲得緩刑的特別待遇。

　　到目前為止，所有當事人都未對這個事件做過任何說明，而不同立場的人士則對該事件有不同的解釋，統派的人認為他們是『台灣的漢奸、賣國賊』，獨派的人雖沒有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卻也有兩種分歧的看法。

　　左派台獨將該事件定位為『台灣最早的台獨運動』；右派台獨則完全不承認這是所謂的『台獨運動事件』，因為他們完全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然後看事不可為，即露出『吃爸靠爸，吃母靠母』的財閥本色，因此，是『假台獨之名，行謀私利之實』的『假台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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