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去年5月20日馬政府上台以來，對中國幾乎是門戶洞開。

　開放中國客來台灣、開放兩岸海空運直航及通郵、開放人民幣兌換、鬆綁投資中國上限、鬆綁中國經貿人士來台限制、開放中資企業來台上市、放行中資投資台股、開放中資來台投資、將開放十二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將開放銀行登陸、將與中國洽簽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將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令人眼花撩亂。

　有關開放中資來台投資部分，根據經濟部6月30日所公布，第一階段開放投資的項目共有192項，包括製造業64項、服務業117項以及公共建設11項。
　製造業部分，包括配合兩岸產業合作而列為搭橋專案重點的汽車及其零件業、電話及手機業，以及電子零組件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等。
　服務業方面，包含與旅遊活動有關的觀光旅館業、餐館業；配合兩岸海運協議的船舶運送業、民用航空運輸業；第二類電信之一般業務（但總持股比率不超過50％）；以及與商業活動有關之行業如資訊、設計、會議服務業…等。
　公共建設部分，中資可以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模式」）投資；主要項目包括「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港埠及其設施」、「觀光及遊憩重大設備」三大類，其中民用航空站與設施及港埠設施之中資持股比率應低於50％。

　馬政府以「自由化」、「全球化」為藉口，對中國全面開放，無異是「引狼入室」；但馬政府卻強調「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政經可以完全分離！），只要擱置主權爭議，經濟依賴中國並不是壞事，也不會損及台灣國家主權。

　事實真是如此嗎？面對馬政府的親中政策，我們必須認清其對台灣的政經發展之實質可能影響。本文的主要目的，則是聚焦於探討中資將對台灣的經濟、產業造成何等的衝擊，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能造成何等的威脅。

　二、引進外資的發展理論

　早期（1950與1960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如羅斯陶（Walt W. Rostow）的成長階段論、路易斯（W. Arthur Lewis）的結構變動發展理論，都認為資本累積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一國資本存量的增加則須透過淨投資的增加；淨投資所需資金則來自儲蓄。因此，適度的儲蓄與投資量，乃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所必需。

　羅斯陶認為，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要起飛（take-off），其淨投資率（淨投資占淨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必須超過10％；路易斯則認為，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要轉型，其儲蓄率與投資率必須由5％提高到12％。若開發中國家本身的投資率未能達到這個水準，則有必要接受外援或引進外資。

　台灣在1950與1960年代就是處於資本不足、外匯缺乏的困境，當時除了接受美援，也積極引進僑、外資。而引進僑、外資不但可以補國內資本之不足，還可伴隨著引進技術。兩者都對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貢獻。在1960年代後期台灣經濟起飛；1970與1980年代台灣經濟高度成長，也創造了經濟奇蹟，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資本不足現象獲得紓解；1990年代以來，台灣已成為資本輸出國。

　因此，自1990年代之後，台灣引進僑、外資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補國內資本之不足，而是引進技術，促進產業升級。

　三、投資區位的選擇

　任何國家想要引進外資，必須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如勞動低亷、稅負輕、公共設施（水、電、交通運輸....等）完備、政治安定、行政效率高、治安良好....等。早期台灣能吸引外資，主要就是因為台灣的勞動相對豐富、工資低亷，政治安定，加上政府給予租稅優惠獎勵等因素。

　從投資區位的選擇角度來看，一個企業選擇到什麼地方投資的主要考量有二：一是可以降低其經營成本，二是可以取得關鍵技術。接近產品市場或接近原料產地，都可減少運輸成本，而降低經營成本；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亷的地方生產，則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因此，從降低經營成本的角度來選擇投資區位，會選擇到產品市場潛力大的地方或接近原料產地或生產要素（如勞動、土地）價格較低的地方投資。

　（一）台商投資中國的原因

　過去二十年來，台商赴中國投資的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中國的工資、土地相對便宜，中國的市場潛力大，加上早期中國為了吸引台商而給予的各種優惠條件（中國於1988年7月發布「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二條，制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的優惠條件）。台灣在1970與1980年代經濟快速成長，工資也隨之上升，到1990年代，與中國、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等鄰近開發中國家相比，台灣已逐漸喪失勞動密集產品的競爭優勢。

　當時適逢政府開放企業可以間接投資中國（台灣政府於1987年8月正式開放29項中國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1990年8月發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而中國也在經濟方面採取對外開放的改革措施，並歡迎台商前往投資。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台商當然就大量湧入中國，以便利用中國極為低亷的勞力與土地，且進入中國市場卡位。從投資區位選擇的角度來看，這是相當自然的結果。

　在1990年，中國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僅約400美元左右，是低度發展的國家；台灣為8,325美元，是個中等所得新興工業化國家。台灣的產業發展、生產技術遙遙領先中國，台灣的經濟也具有絕對的優勢。當時中國外匯短缺，資本不足，亟需引進外資，故開放台資與外資投資中國，大都限於出口部門，即台資與外資投資中國所生產的產品大都外銷，為其賺取外匯，較少投資於生產內需品。因此，早期台商投資中國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中國豐富的亷價勞力與土地，降低其生產成本，以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為成功吸引台商與外資，中國自1990年以來經濟高度成長，外匯快速累積，國家經濟力不斷壯大，其國內市場也隨之擴大。目前中國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已達1,000美元，外匯存底更高達兩兆美元，居全球之冠。而且自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其國內市場必須逐漸開放。因此，2000年之後，台商投資中國的原因，除了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力與土地外，主要是搶佔中國市場。

　（二）中資對外投資的目的

　中國擁有13億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由於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使其具有生產勞力密集產品，行銷全球的相對優勢。這是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雖然目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4.33兆美元，總體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三，但其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約1,000美元，仍屬開發中國家，其產業技術仍遠落後於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加上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成長，大量消耗能源、水、礦物等資源，中國已成為能、礦資源短缺的國家。

　因此，從投資區位選擇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若要對外投資，其主要目的必然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例如，過去中國在世界各地搶購油礦或併購石油公司，就是為了要掌控油源（重要的經濟資源）。2005年6月，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要以185億美元現金併購美國優尼科（Unocal）石油公司，被美國國會強烈反對，才未能得逞。又如中國聯想集團買下IBM的個人電腦部門，目的就是想要取得IBM的先進技術。

　更何況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其對外投資是具有計畫性與政治目的的。同時，中國也會運用由外匯存底所成立的「國家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田君美就指出，中國在2000年明確提出要「走出去」的戰略，與西部大開發、國內城鎮化、人才化合稱四大戰略。

　到2004年左右，由於中國外匯存底快速增加，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房地產泡沫化，加速了「走出去」的戰略。在2004年，中國對外投資的企業只有1％是民營企業。而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是為了爭取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動產業發展與產業升級，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政府還擬定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指導目錄」，做為國營企業海外投資的指導原則。（見玉山周報第2期，2009年6月18日~24日）

　2009年6月，澳洲礦業巨擘力拓集團（Rio Tinto）拒絕中國國營企業中鋁公司以195億美元收購力拓集團9％的股權並取得兩席董事的投資計畫後，七月初力拓集團派駐上海的四名員工，就遭到中國政府以「涉及間諜行為，偷竊中國國家機密」為由加以拘留，而引起中、澳兩國的緊張關係。這個案件完全是「戰略性」投資，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

　四、中資來台對台灣的可能衝擊

　（一）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將被掏空

　同樣的道理，中資如果要來台灣當然也是具有政治目的，也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如前所述，中國也會運用由外匯存底所成立的「國家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

　目前中國擁有約兩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只要拿出四分之一，也就是5,000億美元 (約16.5兆新台幣)，就可以買下所有的台灣上市櫃公司，而且還有剩！何況中資也不需要全買，只需買他們想要的高科技公司，以取得關鍵技術，也許用不到其外匯存底的十分之一。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曾擔心：中資來台後，政府若無法有效管理中國藉股權投資取得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將導致技術嚴重外流。而根據過去台灣對中國投資的管理經驗來看，馬政府是不可能有效管理中國藉股權投資取得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的。台灣一旦關鍵技術被掏空而喪失技術優勢，就失去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也就失去經濟的優勢。

　（二）台灣的經濟命脈將掌握在中國的手中

　馬政府開放中資來台BOT 公共工程，屆時機場、港口等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一旦被中資BOT，中國更可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經濟統戰是中國併吞台灣的第一步，馬政府邀請中資來台，是「引狼入室」，將台灣「送」給中國，而不是「賣」給中國。

　一旦台灣的經濟被中國所掌控，台灣被中國併吞也就水到渠成了！更何況機場、港口等設施也攸關國家安全，萬一被中資BOT，屆時台灣就完完全全被中國掌控了。

　至於開放第二類電信之一般業務，同樣影響國家安全至鉅。電信產業是國家戰略產業，由對台灣具有敵意、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中國入股或買下台灣的電信業，不但容易產生企業情資被掌握、個資外洩等威脅，而且萬一中國與台灣發生軍事衝突，中資投資的電信公司恐怕也不會配合台灣政府的動員。

　（三）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如前所述，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已成為資本輸出國，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引進技術，促進產業升級，而不是要補國內資本之不足。迄今，台商累計對中國投資的資金已超過三千億美元（新台幣十兆元）足可證明。

　台灣既不缺資金，且產業技術又領先中國，馬政府為何要引中資來台？馬政府以「自由化」、「全球化」為藉口，對中國全面開放，經貿交流要完全正常化，顯然是別有居心。

　這其實就是馬政府所提倡的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之「兩岸一中共同市場」的一環。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

　這是因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4.33兆美元，而台灣只有0.4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台灣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大多數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灣的資金到了中國將有如掉進黑洞一般。

　台資到中國，必須持股超過50％才能掌控在中國的公司，但是，中資介入台灣公司的經營，不必持股超過一半，在一般情況下甚至只要持有15％~20％的股權，中資就可以主導、操控在台灣的公司之經營，也可輕易地將關鍵技術搬回中國。

　中資取得台灣產業的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在美、日、歐等主要國際市場上擊垮台灣企業，使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更加非得依賴中國不可。「一中市場」發展的結果，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將有如1970年代「國際依賴理論」所描繪的宗主與附庸（dominance and dependence）或中心與邊陲（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的關係。台灣也就實質「香港化」或「澳門化」了！

　五、結語

　馬政府上台以來，對中國幾乎是門戶洞開、「引狼入室」。事實上，對中國的種種開放措施，包括開放中資來台，乃是在建構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的「兩岸一中共同市場」。透過「一中市場」的建構，完成兩岸的「經濟整合」，邁向馬英九政治「終極統一」的夢想。

　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命脈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實質「香港化」或「澳門化」了！台灣已然陷入風雨飄搖之境，面臨危急存亡之秋！（王塗發／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本文發表於群策會『中資風暴──開放中資來台：引狼入室？』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