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堯山等五名左翼知識分子被槍決

　一九四○年代接近尾聲的時候，國民黨政權進行白色恐怖的濫捕濫殺惡行，開始逐漸進入高潮，有一批基隆地區的左翼知識份子就在此時遭受莫名的羅織。

　這次羅織非常廣泛，國民黨政權以『光明報案』及『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基隆市委員會案』為主，幾乎將基隆中學包括校長鍾浩東在內的絕大多數教職員羅織逮捕，他們在遭受酷刑後有多人被槍決；案情發展前後持續將近兩年，使基隆中學師生驚惶不已。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基隆中學教務主任方弢被捕之後，國民黨政權伸向該校的白色恐怖魔爪才暫歇。他的太太張弈明早他一年多就被捕了，而且已經遭到槍決。

　方弢被捕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他和張弈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齊來台灣，進入基隆中學任教，張弈明則擔任職員，國民黨特務指控他「是一個老共產黨員，遠在一九三七年就已加入匪黨」，來台後與鍾浩東取得聯絡，「進行學運及社運等叛亂活動」。

　但是，特務逮捕他後，卻將他與『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堯山案並案，特務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展開所謂「繼續追捕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殘餘組織」行動，先後被捕的有蔡堯山、莊阿開、游英、林天河、張雲霖、林平埔、詹阿龍、溫幼成等人，方弢被捕的時間算是最晚的。

　蔡堯山，四十歲，彰化縣人，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經『中共台北市委員會書記』廖瑞發（蔡堯山被捕時，他已在另案槍決了）介紹，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接受廖瑞發的直接領導，特務指控他「利用當時服務參議會的機會，搜集情報資料，交付叛徒，在台北市連續為中共工作達三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三月，蔡堯山曾經擔任台北縣北峰區署的民政課長，一九五○年四月辭職從商，特務要他在自白書中承認，「擔任台北縣北峰區署的民政課長期間，利用身分，將該區署所屬烏來、南澳、太平三鄉山地概況及地圖等，蒐送匪徒作為匪在山地工作參考」。

　自白書中又說：「同時利用同一身分，掩護匪徒多人，從事各種非法活動，並吸收莊阿開等參加匪黨企圖擴大組織」。一九五○年五月初辭去民政課長，改營商業，主要是為了「減少保防人員對他的注意」，不過，「仍祕密從事與山地逃亡匪徒的聯絡，及供應糧款的工作」。

　莊阿開，三十八歲，台北縣人，在蘇澳開泰文具行，特務指控他：「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間，由蔡堯山介紹，加入匪黨，利用他本身職業上的便利，為匪傳遞情報及宣傳品，同時運用結拜兄弟的方式，去發展群眾，吸收黨員，至一九五○年，潛台匪諜組織先後遭到破獲，紛紛逃亡，莊匪受命在蘇澳鎮粗坑一帶建立草寮，以便藏匿逃匪，同時負責糧款供應」。

　游英，二十三歲，台北縣人，成功中學畢業，特務指控他：「於一九四八年由姚清澤（感訓中）介紹，加入匪黨外圍組織的『愛國青年會』」。

　游英在自白書中承認，「接受匪黨的特別訓練後，旋即正式參加匪黨，被派為小組長，在台北市各學生間，廣交品行惡劣的青年學生，個別吸收其參與組織，同時數次散播謠言，挑撥各校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情感，企圖鼓動風潮」。

　林天河，二十五歲，基隆市人，曾任造船公司及台航公司工人，特務指控他「於一九四九年由許省五（已處決）的介紹，參加匪黨，負責發展工人群眾，曾先後吸收造船工廠工人阮紅嬰等七人，加入組織，（阮匪已判刑），旋被任為小組長」。

　他還在自白書中承認：「一九五○年一年之間，先後吸收教育的工人群眾，總計達三十餘人，祕密召開小組會議達二十餘次，鼓動怠工情緒，製造勞資糾紛，在工人群眾中挑撥階級糾紛鬥爭意識」。

　該案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日判決，蔡堯山、方弢、莊阿開、游英、林天河等五人，均被判處死刑，當天就被押往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

　其他的涉案人中，張雲霖被裁決「雖參加叛亂組織，但並未實際為匪工作」，因此，被從寬減處有期徒刑十年。溫幼成、林平埔、詹阿龍等三人，則因「接受匪黨教育，與匪諜交往，而不向政府檢舉」，而被判處感訓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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