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時代遭迫害的新聞記者

　在漫長的白色恐怖中，有數不清的新聞記者遭到國民黨政權的無情迫害，在那極盡黑暗的時代裡，新聞記者只要作了國民黨政權不喜歡的報導，隨時都有無端失蹤、被莫須有罪名羅織判刑、被恫嚇等等的危險。

　從二二八事變有一大批新聞記者被逮捕、失蹤開始，這種恐怖的陰影在新聞記者行業至少存在達三十多年之久，撇開像李荊蓀案、倪師壇案、形同整肅的新生報記者編輯集體被捕案等等轟動的大案，真正在第一線採訪新聞的記者被害案實在是罄竹難書。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所發生的《公論報》記者張建生被綁架恫嚇案，算是記者被迫害案件中情節最輕微的，但是，也已經足以使被害人整整作了三十年的噩夢。

　張建生當時是在《公論報》主跑政治新聞，採訪的新聞難免會碰觸到國民黨政權忌諱的題材，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正好有一個這類敏感性新聞，特務在當天晚上曾打電話威脅他不要報導，他基於《公論報》一貫的報導風格，予以拒絕。

　二十六日一大早，特務機關看了《公論報》，立刻派四名特務在上午七點多鐘來到他家，將他綁架上一部吉普車，戴到台北三張犁公墓附近，進行祕密審問，直到深夜十一時才釋放。

　在一整天的審問過程中，雖然沒有足以致命或造成外傷的殘酷刑求，不過，拳打腳踢、不給水喝和吃東西、精神脅迫和凌辱，甚至以手槍威脅說要將他當場擊斃丟在公墓餵野狗等等手段，全部都施展出來，企圖脅迫他承認是為中共臥底工作。

　事件後不久，張建生就向《公論報》辭職，前往香港定居，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休養，才在香港的《自由報》繼續擔任新聞採訪的工作。

　《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當時兼任台灣省議員，他曾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的質詢中提過此一事件，強烈質疑國民黨政權標榜有人權保障的謊言，他同時提到了另一個案例。

　原來，在張建生被恫嚇脅迫事件的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論報》的另一名記者許一君，突然被特務挾持，從此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在苦等他三十多年都看不到他的屍骨之後，淒苦抱憾而病逝。

　許一君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特務對他的報導早就多次提出警告；李萬居和雷震等人積極籌組政黨時，他曾熱心參與協助，『中國民主黨』的黨綱、黨章的初稿就是由他所撰擬。當年知道內情的新聞界人士，大多推斷他已經遭特務暗算了。

　在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家報紙都有記者遭到迫害，然而，被迫害次數及人數還是以《公論報》為最多。除了上述的兩個案例之外，李萬居在一九五九年的省議會質詢中，就曾非常悲憤地提到好幾件案例。

　李萬居在那次質詢提出『我的呼籲和抗議』時指出：

　「《公論報》是我本人所創辦的，也是唯一台灣人所創辦的報紙。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

　「本報副總編輯李福祥以莫須有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月；編輯阮景壽被禁錮一年一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際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名，均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尾，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屏東縣小琉球海島上；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童金龍則被處以二年半管訓。」

　從李萬居的質詢，即可深刻感受到那種迫害的可怕與頻繁，除了《公論報》遭遇的案例之外，發生在當時聯合報記者林振霆身上的案例，也是非常可怕、憤怒的。

　一九五八年，台北發生美軍士官槍殺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事件，該事件因為國民黨政權的軟弱無能，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以致出現喪權賠款的結果，造成台灣人民的示威暴動。

　林振霆在現場採訪後，對示威過程作了過於詳細的報導，以及因為參雜在示威群眾中被特務照相存證，誤認他曾在現場煽動群眾，事件後不久就遭到祕密逮捕，並祕密判處無期徒刑，在綠島關了二十五年才獲得釋放。

　蔣氏父子統治時代嚴格實施報禁，控制比例甚高的黨、官、軍營的報紙，對民營報紙則既實施高壓管制，又以金錢誘之、收買之，因此，就最不文明的政權而言，對待新聞最前線的記者任意脅迫捕殺，當然一點也都不手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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