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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崑崙地下組織案槍決五人
台灣近現代史上有不少堅持為普羅階級奮鬥的左翼份子，在不同的時代，卻能以同樣的理念向當權者挑戰，他們坐過日本殖民政府的苦牢，後來仍然不能見容於國民黨政權，尤有甚者，以相同的理念卻反而慘死在國民黨政權的槍下。
類似的例子實在枚不勝舉，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遭國民黨政權槍決的陳崑崙，就是其中的一個案例。在陳崑崙案中，被逮捕的多達四十多人，後來遭處刑的也有二十四人之多，其中，與陳崑崙同時槍決的有五人。
陳崑崙在日治時代就已經是台灣共產黨的幹部，而且是農民組合的領導幹部，對日本殖民政府及土地資本家進行過多次轟動的鬥爭；一九二九年，日本殖民政府對農民組合展開強力鎮壓，逮捕了五十九名台共及農民組合份子，他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被捕。該案最後有十二人被起訴，他遭判刑十個月，緩刑五年。
一九三一年，他又介入『文化協會』的分裂鬥爭，他所參加的台灣共產黨取得『文化協會』控制權之後，『文化協會』全面左傾，成為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他也開始表露出激進的性格，有一次率領四十多名台共份子，在彰化車站高唱勞動歌，被日警逮捕，關了一天。
台共被日本殖民政府瓦解後，『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都受到波及，所有活動不是暫時停止、就是轉入地下，在那段低壓困頓的時期，台共份子曾經組織「台灣赤色支援會」，他被選為高雄地區的負責人，受命積極聯絡未被逮捕的同志，以及透過支援會的活動吸收及訓練無產大眾。
但是，他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再度被捕（時年二十八歲），當時被捕的台共外圍組織人員共有三百多人，被起訴的有一百五十人，他因具有農民組合幹部身分，且負實際領導責任，而被判了五年重刑（最高判刑七年一人，六年二人）。
出獄後，他繼續積極參與農民組合的重建運動，日警再度進行逮捕時，他卻沒有被捕，轉入地下活動，可是，自此開始在台共內部遭到批判，將他列為機會份子、動搖份子。
根據戰後資料，他曾出任高雄縣參議員，在二二八事變中涉入甚深，一九四七年三月，曾遭到逮捕，經過短暫拘禁後釋放，一直到一九五○年初，才又因匪諜案被捕，這一次卻成了他最後一次被當權者逮捕。
根據國民黨政權特務機關的資料，陳崑崙案的主要罪狀是：「受匪要直接指揮，意圖組織地下武裝部隊，策應共匪進攻台灣，顛覆政府」，而由台灣保安司令部下令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進行逮捕，先後共有四十多人被捕。
特務處理該案的第一階段，曾將罪嫌不確、證據不足的釋放，最後只留二十四名「要犯」，陸續解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陳崑崙他被控的主要罪名是：「奉共匪命令，在台祕密參加『台灣工作委員會』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工作活動，用欺騙或引誘的方式，吸收青年參加入盟」，他是擔任台中的負責人。
另外，同案主要份子，還有地下組織台南負責人許聆音，以及負責「傳遞共匪的宣傳品」的謝信通、陳順辰、張炎祈等三人，他們被指控「祕密傳遞消息，以圖書演說，作有利於叛徒的宣傳」。Н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以他們五人「都是受匪黨直接指揮的叛徒」，依《修正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判處死刑。
其餘被捕的陳進財、謝添、羅樹溝、張炳章、陳金澤、陳炎鍾、葛有朋、陳清一、楊潘河、陳玻理等十一人，則是「與匪黨聯絡，共同參加叛亂組織的份子」，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其他，有鄧獻堂、李文通、賴金德、陳能波等四人，被發交新生總隊管訓。
陳崑崙等五人在宣判當天，即遭押赴刑場槍決。
保安司令部在發佈槍決消息時，還依照慣例作了一段八股的說明：「按台灣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中國的國民，都應該團結一心，達成戡亂救國的使命，但這些匪徒，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盲從匪偽，蠱惑青年，組織非法團體，妄圖策應共匪攻台，出賣祖國，實在是喪心病狂，罪大惡極，於法於理，都不能寬恕。今後凡是愛國的人民，皆應該提高警覺，堅定信心，以打破奸匪一切狂妄的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