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鴻濤案的島外白色恐怖

　一九八○年代期間，因為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的緣故，台、港之間的關係趨於頻密、複雜，國民黨政權『抓住怕死，放了怕飛』的本性再度浮現，炮製了好幾件政治案件，讓經常往來港、台的人籠罩在新的白色恐怖中，曾經引起不小的批判。

　其實，香港的特殊地位所引起的政治敏感早就存在，類似一九八○年代的白色恐怖，在一九五○年代即已發生過，只是案件型態不一樣，在處刑上，五○年代的嚴峻、冷酷也非八○年代所可比擬。一九五九年所發生的徐鴻濤案，就是當時相當典型的案例之一。

　徐鴻濤是中國浙江人，中國內戰後前往香港做生意，因為來往港、台次數頻繁，遭致國民黨特務的懷疑，而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被逮捕，後來軍法處以匪諜罪處以死刑。特務為了羅織罪狀，曾經傳訊徐某所接觸的台灣人，受牽累的不下於十餘人。

　徐鴻濤曾在中國的大學就讀，中日戰爭期間輟學轉任軍職多年，中日戰爭末期還擔任過重慶市社會局局長，一九四七年四月棄官從商，曾在重慶、上海之間從事戰亂的投機生意。

　一九五○年中國內戰末期，他開始把生意重心轉移到香港，直到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為止。國民黨特務逮捕他的原因，是根據國民黨派駐香港間諜的線報，指稱他與流亡香港的原中國民主派人士來往甚密，經常發表批評國民黨蔣政權的言論。

　那個時期的中國民主派人士，都是國、共兩黨內戰期間主張和談的，他們不能見容於蔣政權後避居香港，但因他們既反共又反蔣政權，不願接受蔣政權的招安，遂被蔣政權列為『附匪黨派』，凡是與他們接近的也被打為『附匪人士』。

　徐鴻濤跟當年許多逃離中國的人一樣，對於國、共兩黨為了黨派之爭造成內亂，都是滿腹怨懟，況且他從一九五○年十月離開中國時，中國已經完全赤化，妻兒全陷在中國出不來，他在怨懟中反而比較傾向逃到台灣的蔣政權。

　但是，他在特務刑求下的自白卻不由自主地寫下：「因不滿現實，受了共匪統戰活動的影響，即開始與共匪合作，變成了共匪的工具。」他的太太樓菲靈與其內弟樓永煌都喜好文學，她們在內戰期間所寫的文章，也被特務指控是「為共匪作文化宣傳的文藝寫作」。

　他在中國期間曾與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立認識，特務因而指控他接受張立的指揮，並且在「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共匪將其妻兒留於上海作為人質，派徐匪赴港活動」，他透過關係託人送錢給他太太，變成「匪方的待遇是每月發給徐鴻濤港幣五百元，算是為匪活動的代價」。

　徐鴻濤在香港活動期間，「一面與台灣各舊友取得聯繫」，「一九五四年，共匪派匪幹林某從上海到香港，面授機宜，指使其來台工作」，這就成了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來台灣的目的。

　特務的資料指出，他在台灣逗留了兩個多月，搜集的情報包括：「一、對台一般政治觀感，二、中美軍事合作情形，三、出入境檢查及旅居情形，四、社會風尚與民心士氣等」，憑徐鴻濤未受過特務專業訓練，在台灣又是短期逗留，如何取得台、美合作的情報，實在是相當值得懷疑的，至於其他三點根本就談不上是情報。

　一九五七年四月，他二度來台，「匪方交付的任務」是「除了搜集政治與經濟情報外，匪方並囑其留心中美關係」。

　當時，正好發生美軍士官殺死劉自然被判無罪，而引發台灣人反美示威的『五二四事件』，特務竟然笨拙得將這個事件與徐鴻濤來台的工作聯想在一起，指稱他將「此次不幸事件作為中美關係惡化的寫照，返港後向匪方邀功」。

　他第三次來台，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特務將他的層級提高，指控他「負有陳毅所交給他的和平統戰的陰謀，即所謂和平解放台灣的陰謀，進行宣傳遊說，挑撥中美關係，分化反共團結，顛覆政府」。於是，在同年七月五日將他逮捕。

　警備總部在後來幾個月中所傳訊的人，包括與他生意上有往來的紡織界人士、他過去的中國舊友等等，達十餘人之多，這些人分別被拘禁二天至三個月不等，結果，都問不出可以將徐鴻濤入罪的資料，而先後獲得釋放。特務最後只依據徐鴻濤的自白書移送，軍法處也以叛亂實行犯將他處以死刑，一九六○年三月三日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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