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真滲透台獨組織事件

　一九五六年以後，國民黨政權開始動員大批特務潛入日本，對台灣獨立運動進行嚴密的監控，同時採取外交手段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企圖將當時以日本為重鎮的海外台獨運動摧毀，雖然終究沒有成功，但也確實讓海外台獨運動遭遇短暫的困頓。

　國民黨政權在一九六五年使用卑劣手段逼使廖文毅返台投降，在此之前三年，且曾派奸細滲透『台灣青年會』（『台灣獨立聯盟』前身），該組織與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不同系統，卻是當時海外台獨運動團體中組織最嚴密的。

　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這位國民黨奸細被發現後遭開除會籍。但是，開除會籍前後曾經發生大風波，一度並有七名台獨運動重要幹部被日本警方逮捕、起訴；此一事件就是海外台獨運動史上非常著名的『陳純真事件』。

　陳純真是在一九六二年滲透入『台灣青年會』的，從一九六四年起對會務的參與轉趨積極，並當選為該會中央委員，事件的爆發也是由那次中央委員選舉開端。

　該會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中央委員改選，半個月後，被列為極機密的新當選中央委員名單及新人事部署，不但全部外洩，而且被製作成傳單散發給台灣留學生。

　傳單的署名是『台灣青年愛國會』，內容除了批判台獨運動之外，更公然地警告：「我們對『台灣青年會』的組織內容已經查得一清二楚，你們要是膽敢入會，當心立即被檢舉。」

　此事真是非同小可，該會馬上展開緊急調查，最後確認陳純真是奸細。六月二十二日，由黃有仁、廖建龍、戴天昭、許世楷、南雄、柳文卿、宋重陽等七人組成盤問小組，對陳純真進行盤問。

　盤問工作進行了一整夜，因為陳純真始終不肯坦白承認，曾經發生戴天昭拿刀刺傷陳肩膀的意外，後來，陳純真發現實在無法隱瞞了，才哭哭啼啼地說出遭受國民黨特務脅迫的內幕。

　根據宋重陽的記載，陳純真招認他是在國民黨政權駐日大使館文化參事處專員余承業的脅迫下，才擔任奸細工作的。

　陳純真自白指出，余承業脅迫他，如果不肯協助搜集情報，就要將他在台灣臥病不起的父親逮捕繫獄，並且將不核准他在東京做生意的哥哥和姊夫延長護照日期，使他們無法在日本做生意。

　依據該會會規，最重的罰則是公開除名，這會使被除名者永遠揹上國民黨特務的污名。因為陳純真已經坦承，該會在六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臨時中央委員會，決定給予不公開的除名處分。

　不過，陳純真在被盤問的第二天，即打電話給該會委員長黃有仁，語帶威脅的說要採取報復行動。果不期然，隔了半個月，他就向法院提出告訴，這個意外的消息還是『獨立台灣會』的史明通報該會的。

　七月二十三日，該會七位盤問陳純真的幹部都被日本警視廳逮捕，該會總部辦公室也受到徹底的搜查，幸好在接到史明通報後，他們已經做好了疏散機密文件的措施，警方扣押的資料極為有限。

　他們前後共在看守所拘留了將近一個月，警察、檢察官反反覆覆地對他們不斷偵訊，所訊內容只有小部份與陳純真事件有關，絕大部分時候都在訊問『台灣青年會』的運作情形，表面上似乎是刑事傷害事件，其實卻清楚地是朝政治事件方向在偵辦。

　國民黨政權一再對日本政府施壓，動員親國民黨的自民黨國會議員頻頻向法務省表示關切，希望日方能夠將除了宋重陽（日本人）之外的其餘六位台灣人強制遣返台灣。

　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駐日大使是魏道明，他也數度向日本外務省要求嚴厲處理，並不知輕重地語帶威脅告訴外務省，此事件已影響了「已見好轉的日華關係」。

　日本警視廳在八月十七日釋放他們，案子則拖延到一九六五年七月底判決，戴天龍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黃有仁、廖建龍判處一年，許世楷、南雄判處十個月，柳文卿、宋重陽判處八個月。不過，卻全部都緩刑三年，法院也沒有將他們遣返台灣。

　國民黨政權此役沒有成功，竟從此開始以強制遣返手段對付『台灣青年會』，以致才有以後二、三年間一再發生的強制遣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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