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本人於1990年服務民眾日報期間所寫的，因為這兩天看到王永慶經過持續巨資投資中國之後，已經開始將台灣的廠逐一關掉，引起不少台塑關係企業員工的恐慌，心裡感到十分絞痛，所以，把這篇老作品翻出來，回顧一下王永慶轉進中國之初的情形。

　王永慶又將前往中國與中共洽商投資設廠事宜，他此行的動向仍跟前幾次一樣保持了高度神秘性，中共官方為了促使他的投資案早日落實，始終與他搭配得非常密切，全面封鎖消息，避免台灣新聞界對王永慶造成困擾，以致使整個事件顯得異常的撲朔迷離。為什麼中共和王永慶要將這件投資案搞得如此神秘？如深入思考當可發現確有太多不尋常。

　其不尋常之處在於，王永慶前往中國投資的消息，自去年底起，已經在台灣傳得甚囂塵上，今年初且經王永慶本人証實，事實上並無再加保密的必要，因此，只有一個理由可以用來說明王永慶和中共為什麼要聯手炒高此一新聞的神秘性，那就是：王永慶這次中國行，將敲定投資案的簽約問題，中共當局不願看到下鍋鴨子飛掉的結果。中共和王永慶雙方都各有如意算盤，表面上似乎是十分單純的經濟問題，其實說穿了完全與政治脫不了關係。

　就中共方面來看，儘管過去三年多來已陸續有不少台資進入中國，但是，都不如王永慶這號人物的重要，對於台灣的統戰作用不大；毫無疑問地，只要拉攏到王永慶，即可達到下列的目的：

　一、王永慶可以被當作瓦解台灣經濟實力的重要標杆。中國石化工業的實力並不弱，依其近幾年的發展進程來衡量，不管王永慶有沒有到中國投資設廠，其石化產能都將會在最短期間內佔有世界重要地位。所以，王永慶的投資之於中共，政治作用確實大於經濟作用。

　中國自一九七九年實施經濟開放政策以來，即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吸引台資，並在各項投資規定上對台資給予特別的優惠，受到誘惑而偷偷前往中國投資的台商也確實不少，不過，現有的投資項目以中小企業居多，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極為有限：不過，石化業是台灣唯一具有完整體系的工業，其產值也在台灣工業總產值中佔有舉足輕重的比率，如果王永慶肯帶頭號召中下游石化業前往中國，當然必會削弱台灣的經濟實力。

　二、王永慶所帶動的中國投資熱潮，將成為北京當局逼使台北當局面對兩岸談判局勢的主要籌碼。為了這項目的，中共一定會盡量壓低底線地答應王永慶的投資要求。王永慶和台灣其他企業投入中國的資金越多，中共未來談判的籌碼相對就越大，這是無庸深論的。

　最主要的，現階段台商前往中國並無完整的法律保障，中共將台資視同「國內投資」，台商在心態上又都深受「同為中國人」意識的影響，相對降低了對於投資風險的評估和警覺性，這種形態無異於被裝進了可放可收的「布袋」；當台商的利益遭到威脅時，將會反過來形成龐大的壓力團體，間接幫助中共向台灣當局施加壓力。

　三、為王永慶的投資案保持神秘性，一則可以減少王永慶不必要的困擾，增加談判投資案的成功率；一則神秘性可以升高新聞性，如果新聞能夠持續目前的熱度，等到時機成熟可以公開之際，其震撼性必然更大，對台灣內部也會造成難以估計的衝擊。

　依台灣現階段的政治情勢，雖然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有很明顯的「獨台」傾向，但是，當權者中仍有不少意圖「反獨台」而一廂情願地推動一面倒的大陸政策之士，近年來，由於權力鬥爭上的失利，他們巳隱然有迎合中共策略的趨勢；如果王永慶的衝擊能提升到最高，無疑將可為這類人士提供造勢的最大奧援。

　就王永慶方面來看，依其聰明智慧及三、四十年企業經營的才幹，絕對可以算計到中共的企圖，事實證明，台塑集團對於中國的投資評估整整進行了四年之久，絕非草率的決定；在採取實際行動之前，王永慶也做了一些布局，所以，全盤計畫不但周密，而且非常用心地布置了混淆耳目的煙幕。

　根據各項蛛絲馬跡顯示，王永慶的步驟一點都沒有冒進、躁進的缺失，在「一箭雙鵰」及取得「至大利益、至小損失」的最高原則下，他的策略部署是先透過香港進行試探性投資，誘使中共當局對他進行主動拉攏的行動，取得談判優勢之後，再將洽商的對象逐步拉到最高層級，等一切必要的作業就緒，才親自出馬秘密前往中國。

　在這個複雜過程中，台塑集團在台、港、美等地的高級幹部，都奉命扮演了類似陳香梅的角色，最後即將成熟的階段，則有決策層級的幹部扮演類似季辛吉的角色，進行與中共官方正式接觸及為王永慶安排秘密考察的行程；這些過程已經可以被劃為「準外交」的模式。

　如此深謀遠慮的作法，再度證明王永慶能夠在台灣過去的蔣家政治中崛起、茁壯，確實並非偶然，而有他獨特的一套手腕。綜觀王永慶的策略，大致可讓人推斷他是希望達到下列的目的：

　一、當然是想對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施壓，要求政府出面為台塑解決六輕設廠的問題，其中包括更多土地的取得、專用碼頭所有權的授予及強硬鎮壓環保人士等等棘手難題。這是「一箭雙鵰」中最重要的一鵰。

　台灣石化業是從特權中成長起來的，檢視各石化公司的資本結構，就可發現，它們確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由官僚資本、國民黨資本和特權資本所一手控制的壟斷行業。數十年來，他們一直享盡了國民黨當局的呵護；如今時代發生了鉅大轉變，特權已經逐漸褪色，王永慶難免產生不適應症，除非向國民黨施壓以保有特權之外，似無更好的途徑。

　二、王永慶既以特權創業，又以特權締造今日的台塑王國，當然要繼續追求特權的授予，台海兩岸的矛盾情勢正是提供這種特權環境的最佳條件，兩岸政權短期內很難進行和平談判，能夠安全的利用這種矛盾，必有莫大的特權和暴利可得。

截至目前為止的各種資料，在在証明中國給予王永慶的優惠無不超過其他台資，王永慶主動透露的部分顯然有相當程度的保留，撇開較為具體實際的優惠不談，光是中共由中央下令為他進行塊狀整體基本建設的一項措施即屬殊遇；反過來說，若非中共承諾給予異於尋常的特權，恐怕王永慶也不會產生投資意願。

　除了兩岸矛盾之外，王永慶也充分利用了台灣內部的矛盾。首先，他就很技巧地游走在總統府和行政院的權力鬥爭之間，以及執政黨和反對黨的對立情勢之間。

　一般相信，以行政院為首的政府相關部門對於王永慶準備前往中國投資的計畫，不僅事先就被告知，而且彼此間有高度的默契。行政院部分一向主張大幅度開放大陸政策的領導官僚，如果在默契下鼓勵王永慶將計畫付諸實現，其實也並非不可能的；這從台塑投資案曝光後，部分官員還為王永慶極盡護航和掩飾的作法，不難推測個八九了。

　去年底，王永慶前往中國前曾會見少數一二官僚，事後又作過當面報告及寫信報告；今年初，行政院長李煥就曾承認：「王永慶前幾天曾來看我，此行他到大陸去應該不會有所行動。」「聽說王先生去看過經濟部長陳履安」；但是，另一方面，王永慶今年二月一日晉見李登輝總統時，則不僅未提及要到中國投資的計畫，還再三保証「要到大陸投資一定要在國家法律許可，並對國家整體利益有幫助的前提下，才宜於考慮」。

　這其中很明顯的產生了以下疑問：王永慶為什麼讓行政系統知道他的投資計畫，卻對李登輝隱瞞？以台塑這麼大的企業，一舉一動勢必影響台灣政經情勢，如果真有前往中國投資的計畫，這個計畫絕對會影響到國家經濟根本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行政系統知道後竟不向總統府報告？是不是有在權力鬥爭中爭取王永慶這個資源，並藉王永慶的力量突破大陸政策的嫌疑，就不問自明了。王永慶要是不知使這種矛盾成為他的運用策略，那麼，王永慶就不是王永慶了。

　至於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對立矛盾的運用，也大致與對國民黨權力鬥爭的運用相同。民進黨本身並無明確堅定的大陸政策，同時，它跟國民黨一樣也在爭取王永慶這個資源，儘管民進黨在今年一月下旬曾經否認接受王永慶政治獻金的傳聞，但是，民進黨也非常不願意得罪王永慶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這可從王永慶前往中國投資的消息傳開後，民進黨始終未加評論，即是最佳證明。

　又有一個眾人皆知的事實，亦即民進黨目前的領導人傾向於支持更開放的大陸政策，他們對王永慶具有出奇友善的感情；既然主觀情勢如此，當然就昧於王永慶投資案的影響性，以及王永慶要將石化業中下游業者慫恿帶離台灣的陰謀。更令人遺憾的是：竟然有一二民進黨主要人士還附和王永慶所謂「把根留在台灣」的說法，完全喪失了反對黨代表台灣人民維護台灣利益的風格，實在令人惋惜。

　透過這樣周密的策略運用，王永慶一方面積極奔走於台海兩岸，又一方面公開否認各種確鑿的傳聞；一方面述說大陸人士也可以坐下來談，而且「相當誠懇」，又一方面則在美國發表「石化業如何把根留在台灣」的謬論；一方面向台灣人說只是「前往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一方面則又在美國找了一些學者，舉行「台灣大企業應不應、能不能到大陸投資？」的座談會，為他的投資行動進行粉飾工作。

　目前大致可以確定王永慶的中國投資計畫巳成定局，其未來的發展──對台海兩岸政經情勢的影響及台塑中國投資案的成敗問題──雖然仍難逆料，不過，對於王永慶整個策略的運作，台灣人民不能不認真地加以透視，並和台海兩岸未來政經情勢的變化進行對照觀察，當可對台灣部分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真相有所瞭解，最重要的更須作個歷史見證人。（1990.04.30 民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