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作者服務民眾日報期間，於1990年以『不要統一，只要獨立』為總題，在報上發表的系列專題，總共五篇。

　中國的「一國兩制」和台灣島內少數一廂情願的統派人士一樣，都是以民族感情為訴求手段，希望達到統一形式的目的；這種一味訴求民族感情的作法，既缺乏理性基礎，更是不切實際。

　「一國兩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掌握主權的中央，台灣則應基於大中華的民族立場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可以維持現行與社會主義中國截然不同的體制；台灣統派基於大中華的民族情懷，也一廂情願地認為台灣必須統一到中國之內。

　歷史上的眾多例子告訴我們，一個民族不一定只能組成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內並存兩個不同的政體，而又能不互相敵視，是否可行，則尚乏成功的例子。

　二次大戰後的分裂國家中，南、北越已經成為「越南人民共和國」，東、西德的長期和平共存，是建立在承認「兩個民族，兩個國家」型態上，目前兩個政府雖然正在尋求統一形式的可能性，但是「社會主義民族」的東德和「資本主義民族」的西德是否能夠或如何合而為一，則有待審慎觀察；至於南北韓、中國與台灣卻仍在爭正統地位。

　衡諸民族主義的發展，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的涵意迭經兩次大戰之後，已經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樣貌；近代的民族主義主要是相對於帝國主義而產生的，台灣的民族問題在二次大戰後事實獲得了解決，儘管有關台灣地位已定或未定的問題仍有爭議，目前的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絕對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由於國民黨政府以大中華民族情感強加於台灣，藉此將其統治合法化、合理化，治台初期又出現與殖民統治無異的手段，激發出相對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誠意主動改變這種態勢，以統治者的強勢向台灣人民灌輸脫胎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意識，受到壓抑的台灣人民才在七○年代從「台灣意識」中覺醒起來。

　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的三百多年歷史，是一個不斷反對霸權主義的艱辛歷程；台灣先民由中國大陸移居台灣，始終都是在爭生存、反壓迫，一代傳過一代，在十九世紀中，還曾有四次抗清首領自立王號，自組政府。

　歷經滿清政府的孤立政策、割讓日本，在主觀上，台灣已經產生了與中原文化完全不同的台灣文化，更別說最近這四十年的隔離，台灣海峽兩岸在文化、思想等方面所造成的許多客觀差異。

　今天的台灣，不管早期移民或一九四九年前後因大陸變局退避台灣的後期移民，他們對於社會的認同和台灣本土感情都已經沈澱了，早期移民在幾代前就對台灣產生血緣和地緣上的深厚意識，後期移民除了少數人之外，由於不得不以台灣作為根據地，也逐漸生根下來。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胡台麗去年九月發表一篇探討榮民的報告，根據她自己親身訪查和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指出，由於長年軍中教育等因素，台灣的榮民視領袖、國家、三民主義、國民黨為一體延伸，如圖騰般崇敬的觀念雖然存在，但自認「也是台灣人」的比率已日漸增多。當年一心想反攻大陸的榮民，百分之九十已有在台灣定居意識。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廖光生曾經指出的，他說，認為台灣的社會和心態與中國大陸無差別的說法，那是不顧事實的說法。加上政治利益的對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實在不是簡單的國內問題，而是大中國與小台灣如何共存的問題。

　但是，今天的中國並未注意及此，北京當局對台灣所實施的統戰在在充滿了大國霸權主義色彩。廖光生認為，台獨運動一直是以保障台灣人的利益，建立民主台灣為目的；其思想中心在脫離中國而把台灣建立為一個如新加坡的國家，反對大國霸權主義。

　北京當局一方面對台灣進行和平統戰，一方面則不時以武力施加恐嚇，非常弔詭的是，國民黨當局竟以敵對政權的恐嚇來恐嚇台灣人民的主權主張：事實上，北京當局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在國際法上並無法理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也從未對台灣實施過治權，它提出的「一國兩制」，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主權，又根本否決了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利；同時，在北京當局的大一統主義之下，統一台灣是它的唯一目標，任何與統一違背的理由都可以使它武力犯台，因此，國民黨當局藉恐嚇而恐嚇及對台獨言論者進行政治判決，俱是極為不當且有與北京當局聯手壓制台灣人民思想言論自由之嫌。

　國民黨當局雖然在李登輝接任總統之後，已趨向於務實主義，諸如推動彈性外交、雙重承認，以及承認「無法在大陸有效行使治權」，這些都無異於宣告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相對於中國是一個有獨立主權的政治實體，不過，國民黨為了維持統治正當性，仍然不肯對台灣主權問題作明確表態。

　要以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走上國際舞台，不僅是目前的國際潮流，而且已經是台灣朝野的共識，台灣為了求生存、求發展，只有「對內爭民主，對外爭主權」，國民黨當局如果是一個肯對台灣歷史和人民負責的執政者，便應摒除虛矯的身段；而最大反對黨民進黨也應化除國家認同的路線分歧，打拚出台灣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