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作者服務民眾日報期間，於1990年以『不要統一，只要獨立』為總題，在報上發表的系列專題，總共五篇。

　當東歐國家相繼邁向獨立自主的大道之際，東德國家會議八名副主席之一的吉拉荷也在去年九月底，呼籲推廣「現實主義」，認為東德應追隨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展；不久，東德也開始逐漸趨向開放，承認民間論壇的合法性、廢除監視人民的國安部和隔離東西德的柏林圍牆。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事隔兩個多月之後，東西德兩位總理即舉行高峰會議，宣布雙方將舉行談判，討論東西德共組一個「契約式共同體」的條約，以利雙方關係的穩定發展。今年一月間，雙方更進一步提出大幅國防改革計畫，為解決德國統一問題進行舖路的工作。

　但是蘇聯外長謝瓦納茲卻在二月二日提議，東西德統一問題應訴諸國際公決；隔天，西德總理柯爾就立刻拒絕了這項提議，他強調：「我們不需要助產士。聯合國憲章已明訂自決是一項基本權利。」

　東西德的分裂形態是戰爭的結果，目前，它由分裂開始邁向一個德國的統一，其肇因仍和東歐其他國家民主化一樣，是屬於整個獨立自主熱潮的一環，因此，柯爾所強調的「自決」原則，對於自從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主張以來自決原則的發展趨勢，無疑作了最好的詮釋。

　「自決」原則有相當廣泛的涵義，其中包括：一、政府的統治為其國民所不滿意時，國民得對政府進行改革，以及變更不適當的憲法；這是內部自決的範疇。二、人民也可依其需要解散舊國家，或者排除異族及大國的壓迫統治，行使分離獨立權，建設新國家；這是屬於外部自決的範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將「自決原則」納入聯盟規約；以後的許多國際會議及第二次大戰時的各同盟國，都對自決權給予承認。由十五個國家簽署的《大西洋憲章》更明示，「不承認非經人民自由表明願望的領土變更，與尊重人民有權選擇自己政府形態的權利」。聯合國成立時，並確認人民同意權與自決原則。

　柯爾的主張正是體現這種自決原則的精神。謝瓦納茲對於德國統一的問題，要求透過全部歐洲國家、美國和加拿大，舉行公民投票進行表決，至少也要透過廣泛的議會式討論，加以決定。此種要求，仍然是站在戰勝國為德國決定戰敗命運的立場，完全違背自決原則的精神及《波茨坦宣言》附加條款的規定。

　東、西德在一九四九年間，已經相繼完成憲法，造成兩個獨立國家的事實，雙方並同時各自宣稱為德國的代表。分別加入《華沙公約》與《大西洋公約》。隨後，東德便正式放棄其代表德意志的說法，並支持「一德兩國」的原則。到了一九五六年，儘管西德仍自認是德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東德已自認為德國兩個政府中的一個，並表示「德意志」在一九四五年因無條件投降，依國際法已不復存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西德與東德簽訂了《基本條約》（全名為《東西德關係的基本條約》），並於次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效。自此，雙方的關係才由彼此否認而進入互相接納，同時，彼此承認雙方為代表德國的兩個政府，不以外國相互對待，互相尊重雙方對內對外的獨立權和自主權。這項條約等於承認東西德是兩個獨立的國家。

　東、西德的例子，有兩點重要的啟示：

　第一、東德在一九七○年以後曾經主張「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的理念，認為束、西德雙方經過長期分裂，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統治之下，已經發展出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文化，以及民族認同感。

　第二、在雙方簽訂的《基本條約》中，有一項很重要的規定，為雙方關係的發展預擬了處理的基本原則，這項規定是：《基本條約》不影響東西德透過自決方式追求德國的統一。

　由於西德後來也接受了「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的理念，《基本條約》才能以共同認知為基礎而簽訂。也由於有了《基本條約》對於自決方式的認定，才使得柯爾拒絕謝瓦納茲的提議，能凸顯出更為理直氣壯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德國模式曾經被廣泛引據到台灣海峽兩岸政權的互動關係中，作為解決中國與台灣統、獨問題的主要例證；目前，東、西德雙方的最新發展，也許會使這個引據變得更為有力，可是，不容忽略的是上述兩個啟示。

　兩個已經實質獨立達四十年的政體，一旦要回復統一的狀態，事實上並不如表面計畫那樣輕易，況且，東德為雙方訂出的中程計畫是「契約式共同體」，這項構想與未來歐洲共同體的發展極為鍥合，卻不一定必然要以終極的統一為充要條件。

　假如捨棄自決方式而任由外國勢力介入，東、西德即使真的達成兩個國家的統一，這個統一的國家仍然應該只能算是新殖民主義下的產物，依舊缺乏真正的國家主權。

　依現階段的趨勢來看，東、西德關係的急速解凍，相當程度上是受了東德民主化及歐洲共同市場一體化等因素的重大影響；柯爾很明智的提出自決原則，無異於向國際宣告：分裂國家問題的處理，絕對不是僅祇能建立在傳統情感上；自決原則對於分裂國家的統、獨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