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作者服務民眾日報期間，於1990年以『不要統一，只要獨立』為總題，在報上發表的系列專題，總共五篇。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今年一月間訪問立陶宛，企圖阻止立陶宛的獨立，並承諾要「以一個改革的聯邦政府，來代替立陶宛的獨立」，然而，立陶宛共黨堅持維護要獨立的決定，立陶宛日報主編那米連諾夫指出：「改變這個決定，即意味立陶宛共黨死亡。」

　分離主義已經成為今天蘇聯境內各民族所信守的意識，種族分離主義者與蘇聯共黨的對抗是全國性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所面對的挑戰絕不是任何承諾可以化解的。跟歷史上許多獨立的國家一樣，蘇聯的分離主義者一意追求的是民族尊嚴，他們要擺脫沒有自主性的生活。

　耶米連諾夫所強調的：「大多數立陶宛人準備為了獨立而犧牲物質上的利益。」正充分表現了追求獨立而無怨無海的決心，事實上，獨立所犧牲的並不僅只是物質上的利益，我們從十九世紀以來獨立的國家中不難發現這類例子，反殖民運動的過程及結果往往帶來更多的動亂和貧窮，但是，這些後果卻沒有使獨立運動的腳步畏怯下來。

　二次大戰以前的亞非地區殖民地經驗，是這種過程的很好例子。印度獨立前，英國搞了個「蒙巴頓方案」規定印、巴分治；又使巴基斯坦分為東西兩部分，中間橫亙著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印度國境，還為印、巴雙方留下克什米爾所有權爭端。未來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不過，獨立仍勢在必行，事後證明，這個「蒙巴頓方案」果然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留下了至今無法解決的糾紛。

　一些亞非地區殖民地的統治者為了反抗鄰國侵犯及其他的危險，要求殖民主義者給予保證；殖民主義者進入本地區後，一味發展其各自的經濟利益，並以各種手段威脅異己；二次大戰時，這些保護者竟敗給新侵略者，殖民地的命運搖擺難測。但殖民地人民仍然站起來尋求獨立自主。

　儘管有很多不幸的例子證明，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終止帝國主義的統治之後，又使其國家長期陷入宗教矛盾和民族紛爭的混亂狀態之中；相反地，更有許多例子證明，雖然建國的過程非常坎坷、艱難，但是，擁有民族尊嚴的人民益為奮發圖強，以主體性的意志推動國家邁向進步發展。

　美國獨立運動說明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亦即除了民族問題之外，脫離母國、排斥大一統的結果，一個獨立國家絕對可以發展得更強盛、更尊嚴。十八世紀末葉，美國從英國獲得獨立時，也是經歷了一段漫長艱難的奮鬥，它與英國在血統、文化、語言、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相同，並沒有妨害它的獨立。

　獨立後的美國，很幸運地走上了富強的坦途；一九二○年時，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就已經達到英、德的兩倍，法國的三倍，日本的八倍，蘇聯的十四倍，印度與中國的二十七倍。當然，美國以殖民地手段達成領土擴大的目的，是其國力強盛的主要因素之一，後來並形成新的殖民主義，可是，就其獨立的意志而言，還是相當值得學習的典型。

　新加坡的獨立也許更具啟示意義。該國退休外交家李炯才在他的著作《追尋自己國家》中，對於新加坡人追求獨立建國的心路歷程，有很多刻骨銘心的敘述。

　他說「我接受華文教育，即使在二次大戰後仍然以中國人自居。記得日本投降時，華人欣喜若狂，立刻懸掛中國國旗慶祝。」他年輕時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撰寫新聞時都「用我國代表中國」，後來，他到英國深造，「才發現自己處處以中國為先的思想何等不切實際」，因此，從倫敦返回新加坡時，他「在思想上已是馬來亞人」。

　不過，他前往採訪馬來西亞獨立的新聞之際，竟然發覺「新加坡不包括在馬來西亞的版圖內」，於是，他的思想又發生了變化，開始積極參與新加坡的獨立運動。

　李炯才強調，在他們「跋涉漫漫長路，追尋到自己的國家」的過程中，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曾經認為「新加坡不能在經濟上自立，要依靠馬來亞才能生存」，李光耀在新加坡獨立後，還曾在電視上流淚，認為「新加坡的生存將會十分艱難」。

　經過幾年，事實終於證明，「當時黨領導人認為新加坡沒有馬來亞不能生存的想法，是何等錯誤。」今天的新加坡走出了自己的路，是當年能夠揚棄統一在馬來西亞之下的正確選擇。

　蘇聯境內各民族受迫成為加盟共和國，根據一九三六年所頒布的蘇聯憲法規定，蘇維埃聯邦對於各民族在其自治單位內所習用的語言，採取鼓勵態度，當時，各加盟單位因為保持了原有的語言、文化，乃可發生對聯邦制度的好感，而有利於蘇聯全國的統一。

　如今，各加盟國不再相信蘇聯的各項承諾，一意要求獨立，也正是表現了歷史上各獨立國家所共同追求的一個目標，那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不要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