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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冒犯「偉大的蔣總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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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時代，「蔣總統」三個字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當年寫到這三個字或只寫「總統」兩字，前面一定要空一格，在軍中講到這三個字則絕對要雙腳併攏立正以表肅敬。
這種替黨國獨裁領袖造神造到不容閃失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比方在報界、出版界，就曾發生好幾件因為誤植「總統」兩字為「總總」或「統統」，檢字人員、校對員和總編輯遭警總約談甚或關進牢裡的恐怖案件。又如有個在政治受難者圈子流傳甚廣的軼聞：蔣介石「誕辰」之日，有位在監的受難者，問旁邊的同監者「今天禮拜幾（台語「拜鬼」）？」，即被檢舉是污辱偉大的領袖，而多關了三年感化教育。
除了蔣介石「誕辰」有諸多禁忌之外，「蔣總統」就職之日也有一些事情必須避諱的。有一位叫做徐廷光的中部居民，寫了「上書給蔣總統」的宣傳單，準備去就職典禮會場外面散發，竟然也被裁定感化。
一、不能在蔣總統就職會場發傳單
徐廷光（時年四十一歲，南投縣水里坑人），因感於二二八事變時極權政權官員利用職權公報私仇大肆逮捕台灣人，致使無故被牽連者甚多，他曾經先後在一九五二年八月間、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及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分別上書蔣介石、行政院長陳誠、立法院長于右任，希望專制當局能將此類案犯查明釋放。
然而，這些上書都沒有得到批復，徐廷光決定採取比較有效的大動作，認為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第二任蔣總統就職之日是不錯的日子，於是，他在「偉大的蔣總統」就職前十天去買了紙張，並託住在台北的張紹章代筆繕寫油印底稿四份，準備密印傳單帶去就職典禮會場（台北市中山堂）散發，希望能促請「蔣總統」早日釋放二二八遭逮捕的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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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廷光在蔣總統就職之日遭逮捕。 |
這項秘密行動壞在徐廷光自己大嘴巴，對於當年到處都有「抓耙仔」的環境毫無警覺，居然向友人透露，最近將前往台北為台灣同胞請命。結果，卻被告密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他立即遭到特務嚴密跟蹤監視。五月十九日他乘車北上時就被一路監控，當晚，他下榻於台北市延平北路「大世界旅社」，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立即在二十日凌晨三時派特務會同管區警察，以查旅館方式前往偵查，當場查獲徐廷光果然攜帶有八百份油印傳單，即將他逮捕訊辦。
他的友人張紹章隨後也被逮捕，傳單一張都未散發，徐廷光卻在保安司令部遭受刑求，還被持續監禁了好幾天，特務不僅要追查他發傳單的動機，也要繼續追訊他有無涉及其他陰謀案子。他們兩位的家人知道他們被保安司令部逮捕後，立即向行政院陳情，當時在內閣總辭後剛接任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的俞鴻鈞，要求追查原因。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過去名義上是由台灣省長兼任，該部改組後才由行政院長兼任司令，其實，由於該部直屬於獨裁者蔣介石及其兒子蔣經國，部務一向都由蔣氏父子指派的副司令掌權，吳國楨擔任省主席時代就管不了當時的副司令彭孟緝。對於行政院的追查，保安司令部的答覆很簡單：「徐廷光平日行為乖張，常發荒謬言論，且企圖（空一格）總統就職之日散發傳單，實有煽動人心及擾亂社會秩序之嫌，已交由軍法處審理。」
徐廷光的傳單內容除了二二八問題之外，其實，很清楚寫著：「尊崇元首，希望軍民團結，本省人與外省人合作打倒匪共、反攻大陸」，行政院經辦官員簽呈建議，「實無罪則可言，原宜予以勸慰或感訓後開釋」。
但是，保安司令部執意要將徐廷光交軍法審理，行政院經辦官員認為，「如依懲治叛亂條例論處可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從輕依刑法第一五三條論處也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屬漠視人民自由權利，並有羅織之嫌」。因此，經辦官員的意見是：「徐廷光罪嫌不足，如僅就傳單內容而言，尙難課以煽動人心、妨害治安及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擬飭台灣省司令部善體（空一格）總統迭次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昭示，速予訊明保釋」。
保安司令部不聽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意見，彭孟緝也在回覆請託的私函中說，「核其傳單內容雖無重大罪責，惟在偵訊時發覺其人意志左偏、思想錯誤，現正依法辦理中。」因此，保安司令部照樣將徐廷光、張紹章兩人以莫名其妙的「違反檢肅匪諜案」進行偵辦。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裁定：
「本案被告徐廷光係村野蠻夫知識低淺，對於反共抗俄戰爭認識不清、思想錯誤，曾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上書（空一格）總統，請驅逐美國艦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又上『成功論文』一篇，並請恩釋政治犯，其論文語氣與巫道邪說相似。」
「一九五四年二月又上一內容相同之成功論文，並油印慶祝（空一格）總統連任之傳單，意圖散發未果，雖內容係敘述打倒共匪今年絕對成功，本省人與外省人應解除仇恨共赴國難等語。」
「其所作之函件傳單在請釋政治犯，內容固未涉及叛亂罪嫌或有何為匪宣傳之處，然在偵查中訊以對反共抗俄即反攻大陸之意見如何，則答稱『我的意思是不必反攻，要與共黨聯絡來打倒美國、蘇聯、德國後，由總統來領導管理全世界』，及訊以『中國共產黨好不好』，則答稱『與我們一樣，好壞不能批評』等語，均筆錄在卷，足見該被告徐廷光之思想意志完全錯誤左傾，應交付感化以資糾正。」
徐廷光就這樣被羅織入罪，裁定感化，算是略微顧及了行政院長的面子。至於張紹章（時年四十四歲，彰化縣人，住台北縣），因為「其所寫之函件都是由徐廷光口述，由他代書，並非他的意思。徐曾兩次委託他投郵，他因恐出事而暗中毀棄並未投寄。他因家境貧困，受徐廷光接濟，不得不為其代書。徐廷光既不足構成構成叛亂罪，張紹章叛亂罪嫌亦屬不足」，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裁定交保釋回。
此案也意外地讓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的問題，時隔七年後又翻了出來，行政院經辦官員說，關於二二八人犯一事，據他記憶所及，「在陳誠前院長就任之後應各方請求，已飭由副司令彭孟緝將情節輕微之人大部釋放，惟未悉尚有在押及執行中與否？」因此，俞鴻鈞批示發文國防部司法行政部查復。
結果，查出一大堆名單，行政院要求清理，雖然大部分輕罪者陸續獲得保釋，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仍有二二八人犯繼續遭囚禁，其中有人被以「另涉他案」為由囚禁很久。這是後話就不離題贅述，另舉一個冒犯蔣總統的案例。
二、日治時期侮辱蔣介石，判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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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務因為實在找不到將林木根以『戰犯』治罪的證據，竟然以『侮辱元首』罪判刑。（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檔號：B3750187701_0036_1571_34189930_1_0712） |
二二八事變那一年，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持續戰後查緝「戰犯」的行動，在那年七月十一日，下令逮捕了林木根（五十五歲）、林庭容（六十二歲）、楊財本（三十七歲）等三位嘉義人，最後因為實在找不到將他們以「戰犯」治罪的證據，竟然以「侮辱元首」罪判刑，可見當時濫捕亂判的惡劣情形。
中國國民黨政權劫收台灣初期，是使用獎金制度挑動台灣人檢舉台灣人，及由特務與地方不肖份子勾結等等方式，藉製造矛盾以鞏固蔣家王朝政權；林木根等三人就因為在日治時代曾經擔任公職，得罪了地方上的不肖份子，而掉進極權政權的羅網。
他們被逮捕後，都堅決否認有出賣台灣人利益的行為，檢舉人又舉不出任何事證，特務利用嚴刑逼供也無法使他們屈服，後來，他們實在受不了刑求，竟破口大罵蔣介石，指責蔣介石政權的專制統治比日本殖民政府還嚴苛，讓特務抓到把柄。
特務於是再動員地方不肖份子廣泛偵探，好不容易找到一張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所拍攝的照片，發現他們當時參加一項化裝遊行，林木根化裝成蔣政權的美籍顧問端納，林庭容化裝成蔣介石，楊財本化裝成宋美齡，警備總部即以「惡意侮辱元首」罪名，依照觸犯〈戰犯審判條例〉將他們移送軍法處。
林木根在軍事法庭上表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攻入中國南京時，總督府轄下的嘉義市政府下令舉辦化裝遊行，目的是在宣揚日軍的英勇，所有居民都要掌燈參加。當時，他擔任嘉義市參議會副議長及嘉義市元町區區長，依照區務會議決定以化裝方式參加遊行。
他說，為了符合市政府所規定的遊行目的，他們都化裝成逃難的民眾，其中，他是化裝逃難的外國人，林庭容和楊財本則化裝逃難的中國人，完全沒有「辱元首」的意思。
林庭容也說，他參加遊行不是出於主動，也沒有化裝成蔣介石，因為他平日喜歡穿唐裝，所以，大家才把他打扮成一般的中國男性難民，遊行隊伍到市政府集合時，有一位日本人就將一塊寫有蔣介石名字的布條強迫掛在他身上。
楊財本說，他也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參加遊行的，因他的容貌比較秀氣，眾人認為極像女性，就把他打扮成中國逃難婦女，他根本不知道宋美齡究竟是什麼模樣，是市政府的日本官員強迫在他身上掛寫有宋美齡名字布條的。
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什麼人拍了照片，事情經過十年後仍被翻出來算帳，又能找到當時的照片，顯然是仇人有意的陷害。辯護律師也指出，日治下的台灣人地位極低，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參加化裝遊行實在都是被迫的。
但是，台灣省警備司令部軍事法庭完全不採信他們的辯解，只是根據特務移送的自白書及照片，一味認定他們參加化裝遊行和拍照都是有計劃的自主行為，而且林木根還是整個化裝計劃的主使者。
同年的九月三十日，軍事法庭判決，林木根「惡意侮辱元首」，判有期徒刑七年；林庭容、楊財本兩人「共同惡意侮辱元首」，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三、武學書店翻印蔣介石著作遭公訴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台北市一家名叫「武學」的書店，翻印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英文譯本，結果，遭到提起公訴。
《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年代裡，可是台灣家喻戶曉的大名著，當時的輿論界都將該書奉為「反共經典巨著」，而且將蔣介石另外兩本「名著」——《反共抗俄基本論》和《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並稱為反共的「三大論著」。
這些書掛的是蔣介石名字，其實，卻都不是蔣介石親自寫的，他沒有那麼大學問寫這種學術理論、實務兼具的大部頭書，而是由他指名的御用文膽集體執筆。《蘇俄在中國》就是由陶希聖等人代筆撰寫，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出版，全名叫做《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不過，著名的治史學者黎東方在他所寫的《蔣介石序傳》中，卻說，它雖然是由陶希聖等幾位祕書與專家執筆，但內容的大部分是蔣公所口授。黎東方認為，該書「具有外交作用的」，因為，「它把蘇俄如何侵略中國，中共如何甘心為虎作倀，以及我國政府於美國壓力之下如何委屈求全，都敘述得很詳細。」
蔣經國也吹捧說，《蘇俄在中國》一書是他父親「遭受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的一部痛苦經驗的結晶」，是一部「反共十字軍的經典」。
該書分為三篇二十章，共二十四萬餘字。第一篇：「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第二篇：「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第三篇：「俄共和平共存第一目標及其最後構想」。
蔣介石一生最大的職志是：「反共抗俄」，他要把台灣建設為「反共復國基地」，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台灣人民進行「反共抗俄」的思想洗腦。但是，很諷刺地，他的徒子徒孫如今竟成了其思想的叛徒。另外，在那「反共抗俄」的年代，卻有人會因為翻印他的著作廣為流傳而惹上官司，令人有點不可思議。
蔣介石署名的所有反共思想論述，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共宣傳、加強「心理建設」、鼓吹「革命人生觀」，以及建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等等，以達到鞏固統治權的目的。
在這些目的之下，民間業者斥資加以翻印廣為流傳，豈非求之不得之事，何必祭出公訴的懲戒？重點在於：偉大的領袖、民族的救星豈容輕易冒犯，他的著作代表他的精神與靈魂，那是要拿來給全民洗腦，也要向全世界宣傳的「巨著」，當然也不容冒犯。
武學書店的老板想借「反共愛國」賺錢，卻沒搞清楚這個重中之重的重點；另外有一個狀況他也沒搞清楚，那就是，蔣介石另一部著作《中國之命運》，曾經因為在美國被翻譯成英文，借以說明蔣介石是「排外」的、是「法西斯」的，把蔣介石的文宣機構嚇壞了。
後來，除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蔣介石指定由王寵惠另行翻譯了一次，作為「經著者同意的正式譯本」，交由一家美國書店發行之外，《蘇俄在中國》也在一九五六年由出任總統府秘書的沈劍虹翻譯為英文，此後，十幾國譯本的翻譯及發行全都由蔣介石的總統府一手主理。
武學書店的老板不思做個對台灣有貢獻的文化人，竟然要靠蔣介石賺錢，反而成了被當作殺雞儆猴祭品的倒霉鬼，一點都不可惜，可是，他可能也萬萬想不到，在冷戰時代結束後，他所翻印的那一類書都被掃進垃圾桶了。
該書局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取得營業登記，以售賣軍事圖書為主著名，出事後國防部軍法局奉令對該書局進行查處，下令禁止該書局售賣軍事書籍及與軍事教育有關的掛圖。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曾簽呈給蔣介石，建議國防部予以收購及接辦，國防部不願接這個燙手山芋，此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最後以「國防部立案」方式繼續經營，但不販售具有機密性的軍事參考書，該書店於一九五七年底在台中市自由路開設門市部擴大營業。
武學書店事件的前一年，也就是《蘇俄在中國》出版的次年，遠在日本也發生一件《蘇俄在中國》的風波。當時在台獨運動中極為活躍的作家兼企業家邱永漢，他先於日本權威的《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勿忘台灣人〉的文章，闡釋台灣人反蔣、反共立場及台灣獨立主張，繼而又在日本《每日新聞》發表對《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評論。
此事把駐大阪總領事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等單位搞得雞飛狗跳，不知如何因應，最後才決定由當時的《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以同業的關係跟《每日新聞》講好，在該報刊出李嘉及日本評論家清水董三兩人的文章，李嘉專門反駁邱永漢的評論，清水董三則撰《蘇俄在中國》的正面評論，才算平息這次風坡。
最後說個笑話。在那個年代，台灣的統治者長達四十餘年都是「蔣總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專有名詞，因此，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不少人曾經鬧過把李登輝總統稱作「蔣總統」或寫成「蔣總統李登輝」的笑話。
——一九九八年《民眾日報》三版刊出初稿
——二○○七年六月收入「前衛出版社」的《近代台灣慘史檔案》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增補稿刊於「小英教育基金會」的《想想論壇》網路媒體
——二○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再增補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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